林彪奉命協同高崗，進駐蘇聯占領的東北。這里經過日本人的多年建設，號稱東方魯爾區，年產飛機上千架，軍事工業超過了關內各省總和的兩倍以上，質量更不是大后方山溝里的小廠所能比擬的。東北兵員吃大豆成長，人高馬大，面對喝稀飯吃小米的關內士兵，猶如俄羅斯水手出現在南印度港口，看待后者的警察如同看待小孩。
國共雙方都看到了東北的重要性，但形勢顯然不利于國民黨。蘇聯為共產黨開放了海陸三路，國民黨依靠的營口和葫蘆島遠不能跟大連相比。他們姍姍來遲，主要的資源已經掌握在對方手中。僅僅蘇軍第一、第二方面軍移交的武器就包括：3700門火炮、迫擊炮和擲彈筒、600輛坦克、861架飛機、1200挺機槍、680座各種軍用倉庫、松花江艦隊的船只。曾克林后來回憶說，他們在蘇家屯倉庫“先后拉了三天三夜，拉出步槍兩萬多支、輕重機槍一千挺、還有一百五十門各種口徑的迫擊炮、野炮和山炮」。不僅裝備了自己和到達東北的其他部隊，而且還向山東運送了一批武器彈藥，僅子彈和炮彈就有五百多萬發。”大連兵工廠日夜開工，將重型炮彈送往華中，否則徐州的戰役是根本不可能展開的。
除此之外，林彪還獲得了一份厚禮：關東軍宿將老兵和日本技術人員。由于日本在“滿洲國”推行的全方位高層次建設，這批寶貴的人力資源比閻錫山在太原招募的數千退伍日軍重要得多。山西的日軍只是戰時的軍人，只有個人的軍事素質可以利用。林彪的日本人不僅數量多得多，而且包括了軍人和各類技術員，能夠提供一個工業社會的完整支持。新的戰爭一旦爆發，這些資源就會給林彪一方投下決定性的砝碼。
1948年9月29日的《紐約時報》1948年9月28日，日本外務省調查局局長加藤松平召開了記者招待會，向外界公布：日本前關東軍官兵及其家屬，一共有14萬人或被迫留在東北中共軍中服役，或滯留在中共控制區內生活;有教授士兵開炮打槍的，有教授飛行技術的，有跟隨部隊做出戰術指導的，也有駕駛坦克和國軍直接交戰的。例如滿鐵技術員家庭的孩子砂原惠參加了土改、遼沈戰役和平津戰役，中村義光留在第四野戰軍第二野戰病院。1949年，東北軍工部留用的技術人員186人中，日本人就有103人，超過50%。中華人民共和國空軍起源于關東軍第二航空軍團第四練成大隊的林彌一郎部，這支關東軍的王牌集體加入東北民主聯軍時，計有飛行員20名、機械師24名、機械員72名以及其他各類地面保障人員近200人。林彌一郎在回憶錄《我與中國》當中說：他籌辦了東北航空學院，新中國第一代飛行員大抵是他的門生。這段因緣構成了日中和平友好協會的傳奇，林彌一郎后來擔任該會會長。
林彪對這些日本人關愛有加，甚至為了照顧他們的飲食習慣，把珍貴的大米留給他們吃，讓自己的戰士吃高粱米。當然，這些戰士大部分也是東北本地青年，在日本統治下接受了比內地較好的教育和軍事訓練，在自己的學校和軍隊里早已習慣在大米的問題上讓著日本人。四野百萬大軍當中，只有幾萬人是關內和蘇聯派去的外來干部。
周恩來于1956年6月27日在接見日本代表團時說：“我們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們在解放戰爭時期，作為醫生、護士、技術員參加了解放戰爭，這些更增強了我們與日本人民締結友好關系的信心。日本的軍國主義確實是殘酷的，但協助我們的日本人民有很多。” 1972年9月30日中日邦交正常化當天，中村義光就提筆給周總理寫信，要求補發或歸還他們的獎章。他在信中說：“突然給總理同志寫信，請原諒我的失禮。1972年9月29日，那是我們1953年5月12日從上海港返回舞鶴港以來，苦苦等待19年中日建交的一天。因為，我們從中國返回日本以來，19年來一直被歧視的生活中稍稍被解放出來，期待著至少能夠過上光明的生活。
“離開中國時，中國政府保管、回收了曾經發給我們的東北、華北、華中、西南(及對個別人發放的西北，海南島)等解放紀念章。現希望能夠按約定，把這些紀念章再次交給我們這些同志。這紀念章應該是我們為中國革命付出的青春獎賞。我們絕對不會要求特權與養老金，而是希望現在毫無顧忌地向子孫講述我們曾是在中國工作過的，是偉大革命的一部分的參與者這一事實當作話題，當作最大的驕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