邏輯學家以及邏輯史學家們大都認為邏輯的產生主要有兩個條件：一是幾何學的發展，二是論辯的盛行。也有人認為邏輯的產生與語言有關，但未詳加說明。至于中國古代為何沒有產生系統的西方邏輯，張東蓀之前更是很少有人從語言學的角度與西方加以比較總結。精通中西語言的哲學家張東蓀對這一問題特別關注，提出不同的語言結構產生不同的邏輯類型（張先生稱之為“名學方式”）。亞里士多德邏輯（張先生稱之為“同一律名學”）的產生基于西方的語言結構。而與西方語言結構大不相同的中國古代語言，只能產生與亞氏邏輯完全不同的邏輯類型（張先生稱之為“相關律名學”）。

（一）

一、西方語言主謂分明，中國古代語言主謂界限不清，這影響著中、西方邏輯的形成

中國以前是不研究語法的。自十九世紀末馬建忠的《馬氏文通》開始，才比照西方的語法結構來分析句子的主謂結構。張東蓀對此比喻為“使中國文法亦穿了一套西服”，這樣“必會埋沒中國文字的特性”，因為中西語言各有其特點。

張先生認為中國語言構造的特別之處是，“在中國的言語構造上主語(subject)與謂語(predicate)的分別極不分明，換言之，即可以說好像就沒有這個分別。”[1](P334)借用英語、拉丁語和希臘語的例子，張先生對中西語言結構在這點的不同進行了說明。在此我們僅舉英文為例。

“Albert’S mother gives him cakes.”

學過英文的人一看便知哪是主語，而中國語言結構中的主謂則沒有顯著的分別。如：“學而時習之”，此句中的“學”可做動詞，也可作名詞，所以，“學”在這句中是否為主語的格式絕不顯明。

另外，中國語句中的主語常常省略。如：“不亦悅乎？”這個句子沒有主語。英語的主語一般是不省略的。如上面的“不亦悅乎？”，若用英文翻譯，則必為下列句式：It is……that.其中it做形式主語，不能省略。英語的句子成分主、謂、賓等成分齊全，主、謂顯明，而古漢語則恰恰相反。

西方語言這種“主謂分明且句子主謂結構完整”的特點對亞氏邏輯的產生具有重要意義。張東蓀講道：“凡成為一句言語必定有個主體又有個云謂。只有主體而無云謂，則不成為‘言’。只有云謂而無主體則不明‘所言’。所以一個成為言的句子必須有主體與云謂。亞里斯多德的這個主體實在是根據西方人（狹義言之，即希臘）的文法。然而這樣的文法卻代表西方人的‘心思’(mentality)。亞里斯多德把這樣的西方人思想習慣加以整理作為系統的說明，遂成‘亞里斯多德的名學’(Aristoteliam Logic)”。[1](P339)

與此相反，中國古代語言主謂既不分明，主語等又常常省略，按張先生的用語，一個句子可以沒有“主體”，也可以沒有“云謂”，這樣的文法不代表西方人的‘心思’，因而不會整理成系統的西方邏輯。

二、中國古代語言中沒有和“to be”相當的字，難以形成命題

性質命題均是由系詞“是”和“不是”聯結主謂項而成的。可以說系詞“是”在性質命題中是非常重要的，沒有它的聯結，便構不成性質命題。

張東蓀看到了系詞“是”在邏輯中的重要意義。“所謂正式辭句當然是依靠主體與云謂，而就中所謂‘綴辭’(copula)亦屬重要地位。沒有綴詞便不能表示云謂。”“如果沒有‘基本辭句，(typical proposition)，則全套名學的推演必發生困難。”[1](P346)但張先生認為在中國古漢語中，沒有和英文“to be”相當的字。“我發見中國除了口語的‘是’字以外，文言上卻很少有與英文to be相當的字。”平時人們大都認為“者也”、“為”、“是”和to be是相當的。張東蓀拿這三個字和英文的to be進行了比較。首先是“者也”。例如，“仁者人也”、“義者宜也”。張先生認為“……者……也”這個式子不表示“相等”，不能把它當作is看待，它不是正式的綴詞。在古漢語當中，者、也最初都是音，“者”是代表頓著的音，即所謂“逗”，“也”是長音，者、也都純粹是語助。這是古漢語最特別的地方之一。語助是為了調節音調之用，而于文法無大關系。“仁者人也，義者宜也”就是說“仁人義宜”，就算加上“者也”也不能變為名學上的辭句。

張先生從“者也”的最初意義出發，去理解“者……也”句式，使人明了了“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一類句式不能簡單地理解為“仁是人”“義是宜”。而且，張先生明確指出古代漢語中沒有系詞。這一點被我國語法學家所證實。盡管有不少“……者……也”句式不可理解為“……是……”，但也有很多這種古漢語的句式是可以這樣理解的，如“彼吾君者，天子也。”；“南冥者，天池也。”由此看來，張先生的觀點未免偏頗。再者，張先生對“是”的理解不是全面的。他認為由“是”聯結的主、謂項應是同一關系。其實，“是”所聯結的主、謂項可以有多種關系，除了“等于”關系，還可以是“屬于”“包含于”關系。其次，在現代漢語中，我們把“是”看成與英文“to be”相當的字。但是在古代漢語當中，“是”字的意義和我們現在所理解的意義大相徑庭，人們常常誤解其原義。“在先秦時代，有些‘是’字容易被人誤解為系詞，實際上是指示代詞作判斷句的主語或謂語。”[2](P221)如：“是吾師也。”，“是”在其中做主語。“湯之問棘也是已。”，“是”在其中做謂語。“是”均為指示代詞。

張東蓀考察了“是”在古漢語中的含義，指出古漢語中的“是”不同于英文的“to be”。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他指出這當中的“是”字不是系動詞，而是指示代詞“此”字。

同樣，張東蓀認為“為”字雖然較接近綴詞，但與英文的“to be”不同。如“克已復禮為仁”；“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張東蓀以為，這些“為”字都兼有“成”的意思。若找一個英文字來對比，可以說都含有“become”的意義，因而可以說和“is”不同。若再進一步考慮，則“為”字等于“become”和“is”兩者，或者說介于這兩個字之間。另外，張東蓀還進一步考察了is的意義，以說明和“為”字的不同。英文的“is”有“存在”的意義(to exist)，因而英文的being一轉即為existence。但中文的“為”卻沒有“存在”或“有”的意思。

除語法學家，一般人很少詳細考證、研究“者也”、“是”、“為”等在古漢語中的用法。張東蓀正是通過細致地分析古漢語中的這些“小詞”，發現了它們和英文“to be”的差別，并借此從發生學的角度說明邏輯中的性質命題在中國古代無法建立。“總之，中國言語構造上有時可以沒有動詞，而所有動詞又沒有可做正式綴詞的，以致正式的名學辭句無法顯明成立。因為照亞里斯多德的傳統名學講，綴詞是必要的。”[1](P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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