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100年前，面對中國落后而任人宰割的局面，知識精英對中國傳統文化表現出一種“大拒絕”的姿態，并召喚“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這兩個神靈降臨中國。

今天，中國似乎已經在經濟上“崛起”，但被階層固化、貧富懸殊、道德滑坡、公平正義缺失的陰影所籠罩。而在關乎“中國走向”的公共爭論中，不講邏輯的非理性情緒四處泛濫。政治、社會、經濟結構的風險驅之不散。

“現代化焦慮”，尤其是“民主焦慮”，又把很多人攫住。

為什么中國的現代化、民主大業如此艱難？越來越多的聲音認為，這是因為，從古代開始，在人類文明的“軸心時期”，中國就缺乏 “邏先生”（邏輯），一路演繹下來，終成今天的局面。正是中國人不太講究邏輯的思維方式妨礙了中國的現代化。這種聲音一口咬定，中國絕大多數公民與邏輯的距離，就是中國與世界現代化的距離。

思考時是否要按邏輯來，真和一個國家、民族的現代化、民主有關系嗎？為破解窒息這個社會的諸多困局，今天中國人在思想上該檢討什么？該如何去思考？

《南風窗》就此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趙汀陽。作為哲學家，他對影響到了西方和中國在“想什么”、“如何想”的問題上，有著深刻洞見。

中國人不缺邏輯能力，而缺訓練

《南風窗》：不講邏輯好像是現在中國人的一種“集體無意識”。公共領域的爭論，多自立場開始，以人身攻擊結束。而某些政府部門“你和他講道理，他和你耍流氓；你和他耍流氓，他和你講法制；你和他講法制，他和你講政治……”的背后，其實也是耍賴，不講邏輯。

還有另一種不講邏輯的方式。大家習慣了玩類比、玩隱喻、玩象征、玩暗示來“講道理”。我們從小就被訓練玩各種文學的修辭手法。這些在思想上會有什么后果？

趙汀陽：和你一樣，我也不同意依靠玩這些文學手法來“講道理”。它們可以制造趣味，但不適合用來論證。把“修辭法”（亞里士多德說的）用于論證，就容易形成詭辯或胡說。希臘人很擅長修辭法，就像他們擅長邏輯一樣，古希臘的許多“群眾領袖”喜歡在廣場使用修辭法蠱惑人民。亞里士多德早就知道，修辭法會遮蔽真理。

《南風窗》：類比估計是很多人最常用來“講道理”的了。比如“馬善被人騎，人善被人欺”的諺語。這樣干時，我們好像沒有注意到有一個“賴爾峽谷”：不同范疇的事物，比如A和B，你要從A的成立證明B成立，必須先證明B和A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或等同性，有了一座“在邏輯上可以等值”的橋梁，才可能通過這個“賴爾峽谷”。

趙汀陽：我倒不反對諺語。諺語所說的無非是一目了然的道理，其中是沒有論證，諺語使用修辭法不是在論證，而是為了制造有趣的表達效果，各國的諺語都差不多。至于現在為什么許多人不講邏輯，我無法充分了解其原因，也許是為了饒舌，為了有趣，為了胡攪蠻纏，為了回避真相，為了欺騙，等等，總之是故意不講邏輯。

但我還想使用韓非的可信賞罰理論稍加解釋：如果做某事就總能夠獲得可信的回報（物質回報或榮譽回報都算在內），那么人們就會紛紛自動做某事。可以想象，如果宣傳能夠獲得可信回報，那人們就會熱衷宣傳，如果追求真理沒有可信的回報，追求真理之人就會減少。

《南風窗》：在邏輯思維能力上，老外好像都一致唱衰中國。黑格爾說，邏輯在中國就玩不轉了。愛因斯坦則認為，中國沒有西方科學的兩個基礎，即形式邏輯和通過系統的實驗找出因果關系，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而列維-布留爾更狠，暗示中國古人的那類“天人感應”純粹就是“原始思維”，說古代中國的那些“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理學、病理學、治療學以及諸如此類的浩若煙海的百科全書”，全是扯淡。對于這些說法，您是怎么看的？

趙汀陽：每一個邏輯學家都會跟你說，黑格爾才不講邏輯。黑格爾想象的是“辯證邏輯”，那是邏輯的反面教材。辯證法是一種形而上“語法”，請允許我使用這個不太準確的說法，辯證法在邏輯上無用，但在哲學上是有用的，可以用來發現事物所暗含的“別的可能性”。

有趣的是，經過流俗歪曲之后的黑格爾“辯證邏輯”在中國似乎頗得人心，不知道黑格爾會有何評論。愛因斯坦的說法有些道理，但需要更多解釋。而列維－布留爾的說法恐怕基于對中國思想的無知，無需多論。

《南風窗》：說“中國人邏輯不行”，似乎和以前說“中國人是東亞病夫”、“中國人不聰明”屬于同一個偏見系列，而后兩者早被證偽了。如何也證偽前者呢？

趙汀陽：邏輯能力來自何處？這是個問題，直覺主義數學家們相信邏輯來自數學，但理由似乎不充分。許多哲學家相信邏輯其實是語言的一種深層語法。這個看法比較容易理解，事實證明，只要有語言能力，就必定有邏輯能力。我會同意說傳統中國重視思想卻不重視理論，而且也不重視邏輯訓練。但邏輯訓練不夠不等于沒有邏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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