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制定危機行動計劃。危機行動計劃是在危機時期，聯合作戰司令部在時間緊迫和形勢危機情況下制定，并提交給最高決策層作為決策依據的作戰計劃。危機行動計劃雖然會根據現實因素做出調整和修改，但一般以應急計劃為基礎。例如，1989年12月，美出兵巴拿馬，主要依據是“藍勺行動”作戰計劃；2003年3月發動伊拉克戰爭，主要依據的是“1003東方大規模戰區戰爭”作戰計劃。

三是發布作戰命令。總統根據國內外形勢、危機發展狀況等一系列現實因素，依據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參聯會主席的建議，在危機行動計劃的基礎上，確定軍事行動的總體目標、發起時間、以及“受援聯合司令部”（指對作戰計劃制定負有主要責任的聯合作戰司令部）和“支援聯合司令部”（指為執行某一特定作戰計劃承擔支援任務的聯合作戰司令部）指揮控制關系等總體作戰方案，最后以作戰命令的形式由參聯會主席向聯合作戰司令部司令傳達。

四是實施戰役行動。聯合作戰司令部司令根據作戰命令，確定具體的兵力部署和任務執行方案，并對下轄所有部隊全權實施指揮。美軍軍政、軍令分離體制剝奪了軍種參謀長的作戰指揮權，軍種只有提供兵力的責任，軍種參謀長不會與聯合司令部司令爭權。這就意味著戰區內所有部隊，無論來自哪個地區、哪個部門，一旦到達戰區，原上級指揮機構就無權再對其實施指揮，僅承擔對這些部隊的行政管理和后勤補給等責任，因此戰時受援聯合作戰司令部司令擁有相當大的權力，可有效調動全軍資源用于作戰行動。

依法構建 因勢而變—

“作戰指揮鏈”如何升級

美軍的聯合作戰指揮體制的構建，主要是通過3部法律的相繼出臺逐漸完善起來的，他們分別是1947年出臺的《國家安全法》、1958年出臺的《國防部改組法》和1986年出臺的《戈德華特-尼科爾斯法》，前后經歷了大約40年的時間，美軍才在體制和機制上建立起了這種聯合作戰指揮體制。在構建聯合作戰指揮體制的同時，美軍也針對現實威脅的變化，不斷升級支撐聯合作戰指揮的指揮控制系統與聯合作戰戰略戰術。

上世紀50年代，美國就開始建指揮控制系統C2。為應對蘇聯洲際彈道導彈威脅，解決預警時間短的問題，美軍認為必須有非常廣的通信網，把美國尤其是北美大陸的部隊聯系起來，然后又加了一個C，就是通信。后來美國發現光有通信不夠，必須有情報，所以后來又加了一個I，就是最開始的C3I，之后美軍又把偵察的R和監視的S加了進去，形成綜合電子信息系統網絡，即C4ISR網絡。C4ISR通常被譯為指揮自動化系統，它由英語的指揮、控制、通信、計算機、情報、監視和偵察7個詞首字母縮寫而來。C4ISR系統的全球化，網絡化、一體化和實時化特征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的戰略，戰役和戰術的區分概念。這種新穎的數字化網絡化會議活動由于及時通報情況，掌握戰爭全局，在準確的時間和地點，集中兵力兵器及時信息傳遞，快速定下決心和平行制定作戰計劃等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每一場戰爭都不一樣，過去的戰爭尤其是勝戰給人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影響著人們對未來戰爭的想象和設計。在聯合作戰的戰略戰術方面，美軍卻能夠放下勝利“包袱”，不斷創新戰略戰術，以己之長擊敵之短，注重巧打、快打、精打。

巧打的代表性理論是“打擊重心”。美軍認為一個武裝集團猶如一部復雜的機器，對于保證這部機器平穩和可靠地運轉，某些組成部分比其他部分更重要；這些重要組成部分若受損或被毀，就會使整部機器失靈。這些更重要的部件就是“作戰重心”，既是敵方軍隊從中獲得行動自由、戰斗力量和戰斗意志的源泉，也是己方軍隊傾全力打擊的目標。

快打的代表性理論是“觀察、判斷、決定和行動循環”。該理論認為作戰行動有4個環節，即觀察、判斷、決定和行動，把戰爭雙方的活動看作是“觀察、判斷、決定和行動”周期的不斷循環。奪取戰爭主動權的關鍵，是縮短己方的“觀察、判斷、決定和行動”周期，永遠比敵人快一步，從而剝奪敵人的反應能力。該理論的實質是強調加快決策和行動節奏，使敵人應接不暇，由作戰混亂演變為內部的分崩離析，直到心理癱瘓。

精打的代表性理論是“網絡中心戰”。該理論強調通過戰場各作戰單元的網絡化，將各種分散配置的偵察探測系統、指揮控制系統、火力打擊系統和綜合保障系統集合成一個統一高效的信息網絡體系，使各分散配置的部隊能夠共同感知戰場態勢，從而把信息優勢轉化為決策優勢和行動優勢，進而發揮出最佳作戰效能。

文/付征南　趙小卓 作者單位：軍事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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