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競爭”理論陷入尷尬

我們看得很清楚，資本主義發展已使自己陷入首鼠兩端的困境：先是對本國勞動者的剝削以實現資本增值，結果導致國內革命；為了避免國內革命，資本便向外部擴張，通過外部剝削實現資本增值，以緩和國內矛盾。結果又激化了資本中心與資本外圍的矛盾。現在這個模式如果搞不下去，資本增值的壓力又返回國內，引起國內勞動與資本的反抗。

資本主義想要擺脫目前的危機，僅自我調節是走不出困境的，即便再出一個羅斯福也不可能了。資本中心國家自身已經沒有自我更新的能力了。多年來它們完全是靠外部戰爭養起來的，以致這些國家的經濟結構中軍工成了支柱性的部分。古羅馬就是這樣，羅馬人通過戰爭從地中海沿岸掠奪了大量奴隸和財富，這些財富反而使羅馬人不勞動，整個寄生和墮落了。結果地中海戰爭一旦受挫，羅馬就衰落了。今天的資本中心國家也是這樣，如果不能在世界找到一個像蘇聯解體后那樣新的外圍空間，其衰落的命運是必然的。

那么這個“新的外圍空間”在哪里呢？目前看它們已將目標瞄向中東和中國。美國為什么打阿富汗？“反恐”只是名義上的，而實質是為了控制資本外圍地區。歐洲打利比亞，深刻動因也是歐洲自身危機，需要大量的外部資源來化解矛盾。另一個就是中國，如果中國倒了，幾乎整個亞洲就會成為西方資本的依附性和無障礙的市場。與蘇聯解體后果一樣，這就會為西方資本帶來新的復蘇。為此，2010年歐洲開始向地中海南岸布局，美國也正式提出“重返東亞”。

生存，還是死亡？這對目前的第三世界而言，確實是一個問題。窮時防賊，富時防匪。中國并不會因為富裕就沒有安全問題了，相反，我們更需要保持清醒和警惕，絕不能盲目樂觀，以為危機都是別人的。事實上，別人的危機來了，也就意味著你的危機來了。今日資本主義雖然涂抹上了“全球化”的金粉，但是本質上與馬克思和列寧時代并沒有什么不同，資本主義生存模式就是要不斷擴張外圍，失去了外圍，留給資本主義的就是國內社會革命。資本的世界就是叢林的世界，目前的西方并不會因為我們加入了WTO，參與了全球化而就以中國為“伙伴關系”。

我們已進入WTO有十年光景，一開始我們并不了解它的規則，和18世紀末的法國一樣，以為只要加入資本中心體系，我們就進入文明行列，就可發大財。可事情并非那么簡單。1786年法國跟英國簽訂《伊甸條約》，一廂情愿地認為只要自覺“融入全球化”，就會受惠于英國工業，就會與英國一樣快速發展。但法國沒有想到英國資本的勢能比較高，產品的附加值比較高，英國工業生產體系處于優勢競爭地位，這使法國經濟不堪英國資本的沖擊，導致農民失地擁進城市，工人普遍貧困，社會矛盾激化。最后爆發1789年法國大革命。事后看來，法國革命的內在的動因就是前面講的資本外圍國家法國對中心國家英國壓迫的反抗。

所以說，國際斗爭的焦點不在勞動權，而在財富的分配權。資本的世界就像兩個正反倒置重疊在一起的三角形，倒三角是資本，正三角是勞動力、資源等。資本配額最少的地方是勞動力最多的地方，勞動力最少的地方則是資本配額最多的地方。少數財團占據著資本份額的大部分，而多數人，尤其提供體力的勞動者和原材料的后發國家，在國際資本分配中得到的配額卻是很少的。原材料、勞動力和資本交換時總處于弱勢。這就是目前中國為世界市場提供的勞動量很大而所得甚少的原因。

我們現在總說英國是自由貿易國家，其實它在最早的時候對技術是絕對壟斷的。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說過，經濟落后的國家不能直接照搬自由貿易原則。落后國家在面臨高勢能資本沖擊的時候，不適度實行國家壟斷是要被沖垮的。俾斯麥就采取了李斯特的方法，使德國迅速崛起。

美國工業化起步之初，對于本國工業的保護更是毫不含糊。南北戰爭后，美國在政治上形成了比較集中的中央政府控制權，以高關稅為手段強力建立了統一的民族市場。1820年到1902年美國制造業產品平均關稅稅率從40%猛增到73%，這遠遠高于當時其他新興工業化國家。1913年，美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優勢地位確立，美國此時的關稅稅率才大幅下調到44%。

所以，絕對不能盲目相信和崇拜“自由競爭”。當處于資本鏈下游的時候，任何國家要搞自由競爭，都必然一敗涂地。中國的自主發展和穩定才是最重要的事，走殖民化、走附庸的道路、向西方資本妥協，沒有出路。1989年6月16日。鄧小平同志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現在國際市場已經被占得滿滿的，打進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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