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情況下，四一二政變到底是蔣介石的突然襲擊呢，還是絕處逢生的一種自衛行動，就很難說了。因為當時是，斯大林和漢口政府都已經開始決定，覺得蔣介石這個橘子已經擠干了，可以扔了。他們沒有想到蔣介石，可能是經過長期炒股吧，有賭徒的性格，在絕望的時候可以采取完全不講道理的行動。而在他采取完全不講道理的行動的時候，由大批的逃兵和流氓無產者組織的上海工農階級武裝表現得很不經打。如果從人數來講，他們絕對是占了優勢，而且占有極大的統治權，因為他們先進了上海，而且已經在上海實行了長時間的紅色恐怖。所謂紅色恐怖就是，用人民警察和人民法庭代替過去的資產階級意義上的法庭和警察。

我們不要以為人民警察和人民法庭是頭銜更好聽一點，在“警察”上面加上“人民”兩個字好像更好一些。什么是“人民”？這其實就是復制列寧在十月革命時期所搞的經驗。“人民警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工人、農民，任何人都可以自己行使執法權，以前是只有官方認定的警察根據法律和上級的命令行使執法權。現在，我就像紅衛兵一樣，我宣布我是五湖四海戰斗隊的人民警察，然后我可以隨便抓住一個路人，把他掛路燈，這個就不叫做“謀殺”了。照舊警察的說法，這叫謀殺或者私刑。但是按照人民警察的做法，這就是人民警察執行了人民法庭的判決。我們如果用資產階級的語言來描述人民法庭和人民警察，就是人人都可以自己封自己當法官和當警察。當然理論上人人都可以封，但實際上大多數老百姓是不會封的，只有處心積慮的革命家才會利用這一點，用法外的手段除掉他們的敵人。同時吊死幾個資本家，在資本家門口放幾個炸彈，可以非常有效地把他們的錢擠出來。看到這樣的榜樣以后，恐怕你也不敢不出錢了。在英國人或者是在北洋軍閥面前，你是可以撒嬌耍賴，可以不出錢的；但是在革命的暴力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直接威脅之下，你要想不出錢是不可能的。無產階級要殺你，要掛路燈這個程序，比起大英帝國和北洋政府的王法來說是要簡便和有效得很多的。

上海在這樣的紅色恐怖之下，在幾天之內弄到的金條和銀元，就比過去張作霖和楊宇霆在江蘇和上海的時候整整一年時間弄到的銀元還要多。老實說，如果張作霖和張宗昌能夠用同樣的手段從上海撈到足夠多的錢的話，我想孫傳芳是很難用一個太湖秋操就能夠趕走楊宇霆的（第二次直奉戰爭后，奉系勢力擴張到長江流域。1925年，奉系干將楊宇霆被任命為江蘇軍務善后督辦，引起孫傳芳警覺。孫傳芳以雙十節太湖秋操為名，突然進擊上海和南京。奉系敗走北歸）。在當時，周恩來和共產國際手下，當時動員的流氓無產者和各種黑幫、工人武裝，大概是三萬到五萬之間；但是在控制了上海、用放炸彈和掛路燈手段從資本家手里面得到了銀元以后，在幾個星期之內，他們的所謂的工人武裝就膨脹到幾十萬人之多。在1966年以前，上海從來沒有這樣的工人武裝。而蔣介石帶進上海的武裝部隊：真正進駐上海的武裝部隊，實際上只有一萬多人；在整個上海地區派駐的武裝部隊也只有三萬多人。而且這三萬人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桂系的人，并不聽蔣介石本人的號令。所以周恩來在這種情況下是有理由認為是可以甕中捉鱉的。

但是他高估了他的流氓無產者的戰斗力。這些人真要打起來的時候，表現得還是不如正規軍。正規軍雖然少，但是比較有紀律而團結；而流氓無產者雖然在掛路燈的時候比較積極，但是真到沖鋒的時候卻表現出一種一哄而散的迅速性和積極性。我們的共產黨史上所記載的，楊虎（1899-1966，時任上海警備司令）和蔣介石的部隊用機關槍掃射游行示威群眾，這個記載的真實性和可靠性就像是記載沙基慘案，說是英國警察屠殺手無寸鐵的群眾一樣。實際上他所謂那些手無寸鐵的群眾，是人數超過國民革命軍至少七、八倍的武裝工人糾察隊員。我們要明白，工糾隊員其實大部分不是真正干活的工人，而是我們上面介紹過的李立三同志和顧順章同志搞的那些青幫同志、各路小弟之類的。他們掛上了紅袖章、領到了槍支、得到了銀元以后，覺得自己已經很強大了。但是他們沒有打正規戰的經驗，沒有相互協調和持久支持的習慣，真到一旦沖突的時候，只要第一排有幾十個人見了血，剩下的人就一哄而散，就地把武器扔下，然后憑著他們對上海地理位置的了解，迅速地消失在上海的各個胡同弄堂當中，追擊的軍隊永遠沒有辦法把他們找出來了。

上海的革命勢力在遭到這一次很可悲很丟臉的慘敗以后，共產國際內部曾經進行過很嚴厲的檢討。你比較一下這些檢討的風格，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說，比較低級的層次，在周恩來他們那個層次，爭論反倒是比較形而上的，他們在討論流氓無產者到底靠得住靠不住的問題，以及恩格斯對流氓無產者的經典論述是怎么樣；而蘇聯當時的考慮就技術化得多，他們在考慮，今后的工作應該往哪個方向走，他們的結論是，今后應該加強兵運工作，也就是說，要從國民革命軍那些受過正規訓練、真正打過仗的國軍老兵身上下手，把他們成建制成建制地拉過來，用來代替這些事實證明是爛泥扶不上墻的流氓無產者。這種政策的結果就是著名的八一南昌起義。

八一南昌起義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名義展開，實際上是把張發奎（1896-1980，粵軍出身，國民黨北伐時的干將）手下的粵軍的很大一部分拉過去了。這里面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國民黨在當時四分五裂的狀況下，粵軍，張發奎那一部分，一方面覺得廣東是我們的老鄉，一方面他們懷有一種石達開式的想法。石達開當時就是看到洪秀全和楊秀清互掐以后，覺得很沒意思，完全背棄了當初參加革命的初衷，覺得還是當年在廣州的時候充滿理想主義的氣氛很好，我們還是回到過去吧。于是他們就自管自地南下，希望打回廣州去。在半路上，經過無所不在的周恩來同志適當的經營以后，正在南下的部隊突然占據了南昌城，改變了他們的行軍路線，使張發奎陷入一個兩面不是人的局面：一方面他在蔣介石和國民黨主流派的眼里面，他已經是一個開小差的人了，北伐還沒有打完，親愛的張宗昌同志和孫傳芳同志還在湖口和國民軍大戰，你倒是想起回老家來了；第二就是你連老家都沒有回去，你的軍隊嘩變，把你給趕出來了。這個臉是丟得太大了。

朱德的第一批工農紅軍就是這一次統戰工作的產物。與此同時，他的軍隊在后來的共軍當中是比較少見的一支經過正規訓練的部隊。后來到三十年代的時候，毛澤東在湘贛邊界征集軍隊的時候，已經得不到這樣高素質的士兵了。他采取的辦法就是利用當地的土客矛盾，就是客家人跟江西湖南土著之間的矛盾，把客家人武裝起來去打擊占多數的土著人。因為在以前的斗爭中間，一般客家人是處于弱勢地位，始終有被壓迫感，把這些被壓迫的人解放出來，充當紅軍的骨干，然后再收編一些王佐、袁文才那樣的土匪和幫會，構成他的骨干。這種做法引起了蘇聯代表的不滿，蘇聯代表在1928年以后給共產國際提出的報告中，認為毛澤東的軍隊是半土匪，而且完全沒有發軍餉和尋找基地的能力，給農民造成了極大的擾害，導致了農民大量地投靠白軍。但是毛澤東本人卻是毫不在乎，面不改色地說，我們不但要招募流氓無產者，而且還嫌流氓無產者太少了，因為事實證明，只有流氓無產者是勇敢的戰斗分子。

在這個階段，毛澤東開始顯示出了他在黨內的異心。因為當時的共產黨還處在遠東局的嚴密控制下，周恩來也好，康生也好，陳賡也好，其他勢力也好，都是非要得到蘇聯的認可和蘇聯的資助才能夠正式開展他們的工作的。這時，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決裂，其實是蘇聯外交的一個重大挫折，意味著他的白手套還沒有發揮完正式的作用就已經被撕開了。國民黨本來是應該完成了它北伐的使命以后二十年才被徐徐替代，這才是一個合理的節奏。但是共產黨這樣過早地暴露了自己，也就把自己趕到窮鄉僻壤當中，而國民黨得到了上海和東南沿海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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