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皇太子嘉仁即位，取易經“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之意，改元“大正”。彼時之日本，通過兩次戰爭豪賭，已經獲得了豐厚回報，作為英國在東亞地區的盟友， 融入了以大英帝國為核心的國際融資與貿易體系，坐享帝國上世紀極盛期不列顛治世（PAX BRITANNICA）的秩序紅利。

與政治軍事上的奪目成績相比，日本經濟發展仍然步履維艱，緩慢的內部資本積累使重工業部門尚未脫離萌芽階段，對外貿易中日本所能供應的紡織品與雜貨拓展市場十分艱難，有限的外匯收入應付外債也時常捉襟見肘。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猶如天佑神助，令日本經濟從鄉間小道駛上了高速公路，但隨之而來的經濟危機對日本造成了巨大沖擊，給它的政治、經濟蒙上了厚厚的陰影，也對東亞乃至世界的政經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

日本奇跡

交戰國戰時需求及列強商品退出東亞市場后留下的廣闊空間，使日本對外貿易局面發生魔術般變化，凈出口自1915年起轉為巨額盈余，其后連年暴增，在最高峰的1917年，凈出口占其國民生產總值比重達到10.9%的驚人水平。商船隊規模由戰前的7.8萬噸，增至1918年的51.3萬噸，總噸位攀升至世界第三，也為日本帶來了巨額海運費收入。

與后世的出口導向發展模式相同，國際市場空間與剩余勞動力結合促成了外貿爆發，而貿易部門的發展產生就業機會并積累大量資金，進而為國內消費與投資奠定基礎，進口來源的斷絕，也刺激重化工業進入加速發展階段，這一時期日本國內投資年均增速達到驚人的26.5%。

日本的巨額貿易順差一直延續至1919年，利用經常收支上積累的盈余，日本一舉由違約在即的重債國，轉變為凈債權國，官方外匯儲備在1919年末達到了21.8億日元，相當于當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的10%以上。

隨著世界大戰的落幕，戰后日本向何處去？作為既有國際體系最大受益者之一，日本政界對與英美協調尚有著清醒的認識，其戰后外交取向，是在合作的基礎上，依靠自身新晉大國地位，尋求有利于己的東亞戰后國際秩序。 這一目標隨著戰后日本躋身國聯五大常任理事國，并在華盛頓和會上獲得列強對其西太平洋新占領地的確認而基本實現。

在日本社會內部，一方面，隨著城市化快速推進，市民階層壯大，民智漸開，面對財閥等權貴階層的種種特權與收入分配的懸殊差距，社會下層不滿情緒滋長，1918年，因物價上漲導致規模空前的城市平民“米騷動”；另一方面，日本的發展“奇跡”令部分知識分子醉心不已，開始尋找有別于傳統自由主義的思想資源和理論解釋，這種從一開始就步入歧途的自我塑造嘗試，內嵌著與外部世界沖突的結構性因素。

1918年10月，大川周明創立文化沙龍老壯會，成為日后日本軍國主義思潮的原點。

經濟上，戰時出口熱的退潮勢所難免，英美資本重返亞太后，日本外貿增長明顯減速，僅以中國市場為例，隨著民國與英美貿易的恢復，戰后日本在中國貿易中所占份額由1919年的36％下降到1921年的22％。 旺盛的國內投資則使進口居高不下，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使日本貿易收支于1919年轉為赤字，赤字規模其后更連年擴大。（值得一提的是，對外貿易的這一變遷絕非日本特例，由于比較優勢的變化，一國貿易大量盈余的狀態很難長期維持，本世紀的中國經濟也走過了相似軌跡，其一般貿易自2009年后即轉入赤字狀態。）

為維持景氣，1918年上臺的政友會內閣推出了大手筆財政刺激計劃，當貿易紅利漸衰，出口導向向內需拉動的轉型似乎順理成章，處于城市化初期的日本經濟搭配充裕政府財力，投資拉動的空間看起來也無限廣闊。

漫長的20年代

1920年，美國恢復戰時中止的金本位貨幣制，由此導致的通貨緊縮使美國經濟陷入短暫蕭條，由于日本出口對于美國市場的高度依存，這一沖擊向日本國內快速傳導，東京、大阪股市暴跌，一度暫停交易達30天，這次危機后，日本社會一戰以來延續的亢奮氣氛為之一變，貫穿整個20年代的慢性蕭條拉開了帷幕。

20年代日本依然成功維持了宏觀指標的強勁，十年間，GDP增速僅次于美國位列世界第二，這一時期拉動增長的主要發動機是國內投資，其中與政府關系密切的財閥企業又一馬當先，這類企業占據著各種有利可圖的資源性、壟斷性行業，依靠關聯銀行的特殊關照，其獲取信貸資源遠較一般企業容易。

然而投資拉動的問題在于其所能提供的迂回空間有限，新形成的生產能力最終要順著產業鏈條依靠下游市場消化，一旦外部需求放緩，則必將形成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這正是20年代初日本經濟面臨的挑戰。除企業產能過剩，地方政府投資也快速膨脹，地方財政支出占比，由1910年代末的30%，增加至1920年代末的50%。

面對經濟見頂，調整自然是一種共識，不過剛剛經歷高速增長期的社會，從上到下對于經濟下行事實上都抱有一種葉公好龍的態度，歷屆政黨內閣均不愿承受泡沫破裂的政治代價，只能采取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拖延政策，等待外部需求好轉。

大量僵尸化企業依靠關聯銀行維系運轉，企業所積累的不良資產也逐漸轉化成銀行部門的龐大呆壞賬。投資與信貸的自體循環造成日本銀行業存貸比持續緊張，吸儲困難之下，不得不日益依賴同業拆借市場融資，借短放長造成明顯的期限錯配，進一步放大了潛在風險。

面對嚴峻局面，日本央行成了疲于奔命的裱糊匠，1923年關東大地震后，日銀推出震災特別融通窗口，為受災企業提供定向貨幣寬松，避免信用鏈條斷裂，然而這一渠道很快演變為變相的全面放水，這種為剛性兌付背書的行為，進一步助長了投機行為。直至1927年當央行試圖收緊票據貼現條件，卻使兩家主要銀行的壞賬暴露，一舉爆發戰前日本最嚴重的銀行危機。

投資率的不斷增長必然壓縮消費率，投資泡沫滾動的同時，企業盈利能力反而持續惡化，吸納新增勞動力的能力下降， 20年代后半期，隱性危機的后果開始在社會層面顯現，據1926年統計，當時薪俸為生家庭中，有80%入不敷出，同期，大學與專門學校畢業生也出現嚴峻的就業問題，“畢業即失業”成為普遍現象，至20年代末期就業率已不足40%。中間階層生活狀況惡化，青年人口向上流動的難度增大，與此同時，投資拉動型的經濟必然導致收入分配向資本的過度傾斜，20年代日本基尼系數直線上升，一度達到0.6的超高水平，貧富差距日益懸殊。

魔瓶開啟

長期經濟危機必然對社會產生沖擊。

1921年，發生了退伍軍人朝日平吾刺殺大財閥安田善次郎，并隨后自殺的爆炸性事件，在朝日所寫的遺書《死亡吶喊》中，集中表現了底層日本青年對社會現狀的不滿情緒，“奸商安田雖積巨富，卻不盡富豪責任，無視國家社會。因而加以天誅以為世之警示”。

面對社會矛盾激化，日本國內各權力集團對改革的必要性有直覺認識，卻對改革方向缺乏共識，明治維新以來政壇前臺的幾大勢力，軍頭、政黨、重臣，由于其行政經驗的積累，行為方式逐步向主流世界趨同，在當時的日本社會，傳統實權集團事實上成為最重要的開明派力量。

然而傳統實權集團保守的施政無法解決隱性危機對社會消耗，其民意基礎在20年代被極大削弱，而組成明治體制的其他邊緣集團，尤其是宮廷、華族和軍部內反長州勢力，則有意識地開始在軍國主義中尋找理論依據和政策出路。

1919年，長期參與同盟會地下活動的浪人北一輝目睹五四運動，理想幻滅之下于上海閉關四十余天，炮制出日后軍國主義奪權的總綱領《日本改造法案大綱》，他以一種強烈的受害思維解讀日本與列強間的利益折沖，將國際事務上的野蠻視為大國崛起標志，將踐踏國際體系視為強國特權。這部邏輯混亂的大雜燴，在日本國內卻反響強烈，北一輝也一躍成為新時代思想教父。 回國后的北一輝，很快與大川周明合流，將老壯會改組為政治色彩更加鮮明的猶存社，著力向少壯軍人和大學生群體擴散其思想。

1923年起，宮內省在原皇居內舊中央氣象臺遺址設立了社會教育研究所教育部（大學寮），負責該機構日常事務的，恰恰是大川周明創建的行地社，這一平臺也自然成為上層權貴與底層投機者各取所需的拍賣會場。

20年代隱性危機導致的階層固化與貧富差距，使大量日本青年成為法西斯思潮的追隨者，堅信“英美鬼畜”害怕神國日本崛起，破壞日本主導的東亞新秩序建設，拉攏中國等周邊國家形成對日本的ABCD（美英中荷）環形戰略包圍圈，國內的亂象也是鼓吹民主自由的國賊敗壞的，這樣簡單直白的陰謀論對底層青年表現出十足的吸引力，成為轉移青年不滿情緒的最佳廉價娛樂。

龐大的粉絲群體也是一棵搖錢樹，例如北一輝這位“意見領袖”， 憑借其影響力四處勒索財閥與官僚，形成一門日進斗金的輿論水軍生意，名氣和財力，又得以幫助他進一步躋身上流社會圈子，尋找更大政治投機的機會。忽悠底層群眾的在野“思想家”，與尋求理論工具和社會基礎的上層權貴相結合，通過撥弄民意將會爆發出巨大的盲動力量。

脫軌

1929年，新上臺的濱口雄幸內閣終于做出“金解禁”決策，恢復中止多年的金本位體制，相當于斷然實施緊縮性政策，其背景是日本投資泡沫已經滾動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除內部緊縮外，濱口內閣對外試圖繼續確保與英美協調的外交路線，以換取貿易與融資空間，1930年“倫敦條約”的簽訂就是這一努力的體現。

然而，國內極端思潮的壯大，已經注定了這次改革的失敗，恰好發生在此時的世界經濟大蕭條，使“金解禁”不但沒有達到預期目的，反而使日本經濟的各種內在矛盾一舉表面化，1929-1931年，形成了日本現代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

從“金解禁”開始到1931年英國放棄金本位制，由于對日本經濟的極度悲觀預期，資本外逃現象失控，1930-1931年黃金流出合計達8億日元以上。同期推斷城市人口失業率已高達15%-20%，原有政治經濟體制瀕臨崩潰，蠢蠢欲動的各路政治勢力嗅到權力搖動的氣息，如同猛獸般撲了上來。

1930年，濱口內閣頂著國內重重壓力，強行簽訂“倫敦條約”，成為刺激極端勢力暴走的催化劑，海軍談判代表財部彪返回東京時，一下火車便收到了自殺建議書，1930年底的日本，彌漫著狂躁而恐怖的氣氛。

1930年11月14日，濱口遇刺重傷，并最終因傷勢復發于次年8月不治，濱口雄幸之死及隨后發生的“9·18”事變，標志著開明派匡正國家道路的最后努力宣告失敗，惶恐不安的各大財閥轉而大力資助極端勢力，軍國主義全面掌權的前景已告明朗。

戰前日本的經驗再次證明，具有勞動力比較優勢的后發國家在適當條件下，可以成功擺脫貧困的惡性循環，通過干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過程加速吸收發達國家經濟、科技發展成果，在短時間內改變社會面貌。

然而其后日本發展道路的脫軌，也顯示出高速增長期的結束對于后發國家而言意味著潛在的社會風險，前期形成既有利益格局的強大慣性，往往通過保守的治理使經濟泡沫持續期被人為拉長，直至將政策工具的騰挪空間消耗殆盡，慢性危機的代價必然在社會層面得到反映，然而后發國家落后的社會結構恰恰決定了其內部承受經濟波動的能力不足，這使鼓噪民意對外轉移危機成為有誘惑力的選項。

一旦挑唆民意的潘多拉魔盒被打開，隨后的進程往往將超出所有當事者的控制，這一點已經被太多歷史教訓所證明。諷刺的是，在1945年日本緊張的停戰活動中，宮廷集團又一次成為主導力量奔走于幕后，一如其在20年代培養極端派的熱情，始作俑者，最終也嘗到了騎虎難下的苦澀滋味。

文/晴嵐

本文刊載于《鳳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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