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繼續從投資、消費和外需三個領域做文章，很難遏制經濟下行，所以要做“供給側”

但是這個戰略實施起來速度并不快，而且在認識上還存在很多分歧。比如中國要不要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我們的勞動力成本現在是什么狀態？有專家說，要降低勞動力的工資來增加投資的收益。勞動力成本過高有三個因素：工資、冗員、社保繳費。首先是冗員，企業應該裁減的工人裁減不了，社保體系承接不住，所以只能由企業維持。這解決的方法就是減少工作小時，讓八個人干五個人的活，所以冗員的工資占了很大一部分。然后是社保，我國社保繳費率按照法定標準是45%，在全世界比例都是偏高的，與美國相比，我國企業要承擔的養老保險繳費率就高出了一倍。但這個不合理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為我們從計劃經濟延續到市場經濟以后，在社會保障制度建立以前，所有職工不交社保，企業也不交社保。結果這些人退休以后領錢時就出現了問題。所以我們在上個世紀90年代末制定社保的時候，就定了兩個原則：第一，社會保障分省統籌，中央不統籌，因為中央財政沒錢。第二，增加繳費率，不但要把自己以后領的錢交上，你還得承擔以前沒有交社保，現在要領錢的人的費用。我們的勞動力成本高，社保繳費率就是一個重要原因。因為繳費率是按照標準工資來計算的，而經濟下行導致很多企業勞動小時減少，工資也相應減少，但是社保繳費率的比例不變。

在經濟下行的時候，這個矛盾表現的格外突出。實際上我們的決策層已經意識到，這個負擔對企業和職工而言都偏重，所以去年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一個任務：要研究社保體系全國統籌、降低社保繳費率。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提高居民收入，特別是低收入水準的居民收入，絕不是三五天可以實現的。因此，我們從2012年十八大以后，一直到2015年這三年期間，我們基本上還是從投資、消費、外需這三個領域來做文章。但是去年年底我們對經濟走勢已經做出了判斷，如果仍舊只從三個領域來考慮，經濟下行的趨勢可能會很難遏制，因此我們把工作重點調整到供給側。所以下行的經濟走勢和供給側還是關聯的。

供給側改革“三去一降一補”都很難，但“去產能”是最難的

那么供給側要做什么事？簡單的說，就是所謂的“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去杠桿、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補短板最容易說明，舉個例子，很多中國人不愿意買中國市場上的馬桶蓋，而是從日本市場上買中國生產的日本馬桶蓋。因為日本的馬桶蓋質量檢驗極其嚴格，質量一定過關，而中國市場上的馬桶蓋各種指標不合格。這就是一個企業的文化。所以補短板就是把中國有需求且不得不買的東西更多的實行“進口替代”。

去庫存主要涉及兩個領域：一個領域是房地產，一個領域是農產。現在三四線城市的房地產庫存量很大，一些二線城市的房子也賣不出去，要消化這些過剩房地產，政府就要投入資源。因為政府從房地產開發商中間已經收回了土地使用權的轉讓費，但是只有把房子賣出去才能收到稅費。如果地方政府能夠從稅費里面拿出一部分，用各種辦法使得房價有所下降，那一定會擴大很多領域的銷售，比如電視機、電冰箱、床上用品等等，這時候政府還會收回一定的稅收。因此我認為在去庫存上，核心就是政府要提供各種資源。

第二個領域就是農產品，我們農產品現在出現一個非常損害社會財富的格局。最典型的就是玉米，我國玉米收購有補貼價格，比進口玉米價格高很多，所以去年農民把生產的玉米全部賣給國家儲備，那些玉米兩年以后就變成陳化糧，陳化糧就只能做酒精之類。中亞國家的棉花比新疆的棉花要便宜很多，但是我們不進口，因為如果進口了中亞的棉花，新疆的棉花種植就會被摧毀。農產品去庫存和三農的聯系是非常緊密的，因為要去庫存就要降低農產品的補貼，但這樣一來農民收入就會下降，而我們現在還要增加農民的收入。因此現在的一個辦法就是，國家把給農產品補貼的錢砍掉一半，然后用到農民的社會保障上。這樣的一個結構調整，不但提高了社會保障水平、增加了農民的收入，還減少了我國收購農產品這種社會財富過剩的損失。

接下來是去杠桿，現在整個中國的杠桿率是比較高的，包括國家的資產負債表、企業資產負債表、居民資產負債表，后面有很多可以討論。當前議論比較多的熱點就是債轉股，因為杠桿率降低了，變成了股票投資，債務就降低了，那資產負債表馬上就可以改善了。當年商業銀行債轉股就解決了股份制改造問題，當時財政部和央行拿了14000億把商業銀行的不良的資產買了，成立了四大公司去處理這些壞帳，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改善了，然后股份制上市、賺錢。而鋼鐵行業代表認為，鋼鐵領域和商業銀行一樣，是國家重要的經濟領域。既然對商業銀行可以債轉股，那鋼鐵行業也可以債轉股，這個意見得到相當多企業的支持。但是債轉股是國際金融市場上的一種商業活動。原則上說，只有對那些有前途的企業，判斷實行債轉股以后，可以降低融資成本，使資產負債表改善，獲得高速發展才可以債轉股。如果對這個企業的未來沒有這樣一個判斷就實行債權股，將來資產縮水，債轉股可能比壞賬還要厲害。所以這就是市場化的債轉股，成不成功取決于債權人對這個企業前景的判斷。所以去杠桿這個問題，當前爭議最大的就是債轉股，規模和下落都要看幾大銀行的決議。而且按照法律，中國的商業銀行是不允許做投資的，不然債轉股變成股權投資了，這是違反商業銀行法的。所以去杠桿的問題，不是短期內就能夠完成的。

但目前來說去產能是最大的問題，在“三去”里排第一位。現在產能過剩的情況非常普遍，鋼鐵行業產能是12.5億噸，去年生產7億噸，出口1億噸，而今年出口額大幅度下降。煤炭就更嚴重，煤炭統計的產能是57億噸，去年實際生產36億噸，有20億噸產能過剩。但是，一方面是20億噸產能過剩，一方面中國還在挖煤礦。所以，這兩個行業的產能運用率非常低。這次國家已經制定出這兩個行業去產能的指標，鋼鐵行業定的是一億噸，煤炭行業定的是5億噸。最近有個專家對這兩個指標做了三個評價，我非常贊同：第一，這個指標并不高；第二，這個指標雖然不高，但實現起來也很困難；第三，就算是實現了，產能過剩這種趨勢也沒有多大改觀。所以現在的去產能之困難就可以從這三句話體會到，任務非常重。而且這里還面臨一個問題：目前的制度環境還承接不了去產能。一個原因是，去產能就得關礦井，關礦井職工就得下崗，職工下崗就要給一筆失業保險，但社保局又沒這么多錢，向商業銀行借款又會造成壞賬，這個后果承擔不了。第二個原因涉及國有資產，如果真要關了幾個礦井，那它的資產肯定會縮水，國有企業資產縮水這個事到底行不行也是一個問題。所以要想真正把去產能落實到位，光靠企業本身是解決不了的，需要社會上的一些其他領域的制度和政策來支撐。但現在很多制度和政策還支撐不了，所以去產能是我們供給側改革最核心、最主要、最難的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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