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克勤根據審訊人的提示和讀過的偵探小說編造了一大篇“坦白交代”，而康生卻說三“在所有的案子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張克勤提出了‘紅旗政策”;“張克勤提出‘紅旗政策”，使我們對國民黨的特殊政策有了一個新的認識，使我們對大后方的黨組織不能不重新估計，使我們對延安特務的數目之多，得到了一個答案”。于是他把甘肅、河南、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貴州、浙江省的地下黨，統統宣布為“紅旗黨”。他當時還不敢說陜西的黨全是“紅旗黨”，但他說關中、漢中的黨組織是“紅旗黨”。這“紅旗黨”就是這樣從康生的頭腦中設計出來，通過審訊人員教給被審查者，變成“供詞”之后，又反過來作為康生擴大“肅反”的依據。

1943年轟動一時的“綏德特務”案件也是假案的典型。這里僅以綏德師范為例:該校師生員工共350多名，“失足者”竟達162人。該校語文教師欒丁生被打成“六個縣的特務頭子”。那時，假坦白成風，只要點到誰，誰就會立即承認是“特務”，而且誰瞎編得越多、越離奇，誰就越受賞識，越光榮。康生十分欣賞“綏德經驗”，不僅在延安到處推廣，還通過新華社，廣發到各根據地。七月，他又在中央直屬機關大會上作了《搶救失足者》的報告，并邀了綏德師范一個女學生作“坦白交代”的典型發言，該女生編了一套她自己怎樣“失足(又失身)”，加入了特務組織，又怎樣用美人計進行特務活動等玄妙的故事。康生極為欣賞，讓她到處作報告，待為上賓，和首長同坐主席臺上。

綏德的肅反擴大化，引起了民主人士、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的強烈不滿，為了弄清真相，組織上派我帶幾個人到綏德去處理那里的爛攤子，我在那里的工作是受到邊區政府和西北局的肯定和重視的。可是我在1963年被捕之后，康生仍企圖把它變成我的罪狀之一，說我“放走了許多特務，把綏德的特務線索搞斷了，。

1943年10月間，我應召回到延安。我在綏德期間，延安逮捕的人更多了，這些人集中在兩個地方:一個是邊區保安處，一個是棗園后溝的社會部，這兩處關押的人，被認定為“特務分子”。另外一些人集中在中央黨校、邊區行政學院和西北公學等處，有上千的人，是被認為社會關系復雜、政治面貌不明而又搞不清楚的。更多的人則留在本單位進行“勸‘說”，促其“坦白交代”。九月份己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康生耍了個花招，叫做“‘搶救’告一段落，以后要靠‘自己救自已’”。而轉為“自救”之后所發生的變化僅僅是打人罵人的現象少了，吃不飽飯的現象卻未改善，逼供變成了誘供，“坦白”了可以吃好喝好睡好，戴大紅花，騎大洋馬，上主席臺。于是出現了更多的冤假錯案。

康生的“功勞”

1944年春，中央一再催促西北局將審干、肅反工作做個總結。這個總結報告由我和周興起草，我們如實地敘述了運動的經過，承認了許多缺點錯誤，提出了糾正的意見。康生命我們寫好一部分就送他一部分，于是分段送給了康生，稿件全部交給他以后，他壓了好幾夭，最后說“不能用”，而是他自己重新編了一套。

3月29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會上作了題為《關于反奸斗爭的發展情形與當前任務》的報告，他在這個報告中不但不承認錯誤，反而大擺其“功”。他說:“在這一年另兩個月的工作中，我們清出了許多暗藏的偵探奸細，進一步鞏固了自己，創造了新的反奸路線，獲得了巨大的成績”。這些“巨大的成績”是什么呢?他說:“我們在黨的組織內清出了托派、國特王實味等內奸分子;在政權系統中清出了王毓琪、吳南山、樊作材等特務分子;在軍隊中清出了吳奚如、許遇之等暗害分子，在民眾中清出了楊宏超、鄧應賢等特務分子及其組織;在學校系統中清出了欒丁生等特務分子，在工廠系統中揭破了張志剛等特務分子……”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師哲：我所知道的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