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1949年國共在香港的宣傳爭奪戰——以《群眾》周刊為考察中心
一、中共決策在香港創辦《群眾》周刊的背景
1947年，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進入緊要時期。面對戰場上不斷失利的境況，國民黨進一步欺騙百姓、愚弄國人，加大了對共產黨的造謠中傷，強化輿論宣傳的欺騙性。
1947年8月18日，國民黨政府下達《行政院關于修正“剿匪”總動員宣傳計劃綱要訓令》，要求各地國民黨黨報及社論委員會“統希遵照為要”。在這一“綱要訓令”中，國民黨確定了近期的宣傳內容，提出了諸如“剿滅朱毛”“剿滅共匪”“建國必先剿匪”等14個基本口號。甚至編撰誣蔑共產黨的歌謠民謠，分發至國民黨軍各部隊和民間組織，要求軍隊和民眾傳唱。
對于港澳地區的輿論宣傳，國民黨向來十分重視。抗戰時期，國民黨在港澳地區貫徹的宣傳方針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溝通海外僑胞情誼，協助國民黨政府推進戰時政令；二是爭取“友邦”同情與援助；三是以糾正分歧錯雜的言論思想為主旨。
為了充分實現國民黨對外宣傳意圖，1939年6月6日，國民黨中央黨部在香港創辦了國民黨機關報——《國民日報》。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爆發后，國民黨政府進一步強化了在香港的輿論宣傳工作。
1947年2月3日，國民政府行政院新聞局對香港報界宣傳業務工作情況進行匯總，明確提出國民黨在香港宣傳的工作要點為：制止“中間路線”之產生與滋長，對于共黨外圍之偽裝“中間路線”，予以無情的破壞與打擊；搜羅英美以及歐美其他各國之反共資料，加以充分之運用；國內建設多作興奮性之介紹，以增刺激，以弭失望；軟性刊物，抑低品位，加強刺激，作側面宣傳，期于低級趣味之中，收影響社會之效，等等。
這份報告特別強調了香港所處的地理和交通位置，指出在香港加強宣傳影響可以波及廣東、閩南和南洋一帶，有事半功倍之效。
1948年2月3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更明確提出宣傳綱領：“暴露共匪以土革為中心的斗爭的真相；粉碎共匪所謂愛國民主戰爭的理論。”并針對不同受眾，還分別提出詳細而具體的宣傳注意事項。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還對共產黨在宣傳工作中的心理、手法和原則作了一番認真分析，認為：中共的宣傳文章“振振有詞條條有理；態度則是充滿戲劇性的情感”，借以實現引誘、迷惑他們的對象——“所有的廣大的群眾”的良知。
事實上，蔣介石曾特別手令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彭學沛，要求國民黨的新聞機構深入研究中共的宣傳戰術，“于每星期檢討一次，詳加分析，必求徹底了解然后再研究對策”。
揭露國民黨的欺騙宣傳，闡述共產黨的政策和主張，發動組織民眾，是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的重要任務。對于這項工作，中共高度重視。1945年8月22日，毛澤東在審改中央的一個指示稿時指出：“對大城市仍應積極派人去發動群眾，爭取偽軍，出版報紙，布置秘密工作，爭取我黨在城市中的地位。”其中，對于國統區和海外華人的宣傳工作，為讓他們能夠聽到共產黨的聲音，中共也作出了積極部署。1945年9月14日，毛澤東和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并轉告張云逸、饒漱石、李先念、尹林平，強調指出：“上海《新華日報》及南京、武漢、香港等地以群眾面目出版的日報，必須盡快出版……早出一天好一天，愈晚愈吃虧。”
周恩來親自安排部署在香港的新聞宣傳工作及其策略。1947年1月20日，周恩來起草中共中央致蔣管區各中央局、分局負責人電文中明確指示：目前正是揭穿美、蔣和談欺騙，將群眾對美、蔣斗爭提高一步的關頭，望各地統一宣傳與活動步驟，加緊進行。宣傳方式上要理直氣壯地向各方說服解釋。
1947年2月10日，他給在香港的廖承志、范長江去信，特別叮囑：“辦好中文專播，要多聽各方意見，適應各方需要。”2月28日，周恩來起草中共中央關于蔣管區工作的指示，其中在涉及中共的宣傳策略時說：“針對目前蔣的鎮壓政策，我們應擴大宣傳，避免硬碰，爭取中間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從為生存而斗爭的基礎上，建立反賣國、反內戰、反獨裁與反特務恐怖的廣大陣線。”3月8日，周恩來在和任弼時聽取錢之光等人的匯報時，說：“現在香港成為唯一可以公開活動的地方，已去了黨的干部，民主人士也將陸續去。”他要求錢之光帶人到解放區沿海口岸設法和香港建立聯系。
由于抗戰以來中共中央著眼于香港在對外聯系和國際戰略中的地位，在宣傳工作中周密部署、精心計劃、統一領導，使得1947年年初《群眾》周刊得以在香港成功創辦發行。
二、《群眾》周刊在香港成功創辦發行
為了沖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利用香港特殊社會條件，打開輿論宣傳的新局面，中共中央進行了周密部署。
一是成立工作委員會。根據中共中央南京局 1946年6月2日指示，成立由林平、連貫、廖沫沙、左洪濤、蒲特（饒彰風）五人組成的工作委員會，林平兼書記。工委努力“建立社會關系多交朋友提高自己社會地位”，著手組織散布在港九、新界區、澳門和中山區域的大約 700多中共黨員，開展對港澳統戰、文化與上層僑運工作。
二是籌備香港《群眾》周刊出版工作。1946年10月，周恩來決定派章漢夫到香港籌備創辦《群眾》周刊。接著派喬冠華、龔澎、劉寧一、許滌新、方卓芬到香港工作。新華社香港分社由章漢夫、喬冠華負責。潘漢年、許滌新、夏衍、胡繩、喬冠華等人也在 1946年分別到達香港工作。他們同時擔負著中共香港分局的組織工作。
三是設立中共香港分局。1947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設立中共香港分局的決定。香港分局下設香港工委、南方區黨委、瓊崖區黨委、城市工委四個平行組織，負責領導廣東、廣西、江西、云南、福建等地區黨的工作。香港分局直屬南京局，但有關全局工作，由中央直接指示。書記為章漢夫。1947年6月，香港分局調整和充實了工委的領導機構，將港粵工委改稱香港工委，大大加強了中共中央對港澳地區宣傳、文化、統戰和群眾工作的直接領導。
1947年2月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關于時局與任務的指示時，指出：“現在總的形勢是，革命高潮快要到來。”就在講話的前夕，《群眾》周刊在香港成功創辦發行。
《群眾》周刊香港版的刊頭“群眾”二字字體是從魯迅手跡中選出的兩個字拼成。“群眾”紅色字體下方為黑色的英文印刷體“CHUIN CHUNG WEEKLY”。封面印有出版日期和目錄。作為大刊，排版是A3對折，篇幅22頁左右。每期欄目和內容包括：社論、短評、專論、各地通訊、境外通訊、讀者來信、群眾中來、漫畫等。封底印有價目表、編輯出版者、地址等。
從第二期開始，《群眾》周刊以列表的方式標明周刊發行的地區、國別、平郵價和航空價格。除中國大陸外，發行的國家和地區有：香港、英國、馬來亞、澳大利亞、緬甸、菲律賓、越南、法國、美國。承擔《群眾》周刊印務和出版的機構是新民主出版社和有利印務公司。
據考察，《群眾》周刊在香港每期的發行量約3400份，其中1/3在內地發行。在海外發行業務由紐約、舊金山、倫敦、巴黎、馬尼拉等地的代銷處經銷。當時面臨的最困難問題是如何把《群眾》周刊運送到內地，特別是運到上海。因為國民黨的查禁，一旦被發現查處，運送人員有生命危險。周刊編委想出的巧妙辦法是偽裝，即將在香港發行的《經濟導報》的紙型夾帶《群眾》周刊的紙型，經過航空寄運到上海。
由于新民主出版社和有利印務公司的親密合作，《經濟導報》與《群眾》周刊的紙型可以很好地結合，加之《群眾》周刊用了別的書名，沒有標出版發行者和承印者名字，經過偽裝、改換封面、先打好紙型等辦法，再經過澆版、印刷、裝訂等一系列過程后，《群眾》周刊香港版就可以在上海秘密發行了。
在1947年1月30日至1949年10月共兩年9個月的時間里，《群眾》周刊在香港每周定期出版，一共出版了143期。1949年10月20日，《群眾》周刊在香港出版最后一期，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許滌新回憶：1949年5月他與潘漢年、夏衍從香港到北京（當時稱北平），在北京飯店遇見在中央大學任教的梁希（新中國成立后曾任林業部長），梁希說了一句話：“你們在香港出版的《群眾》的光芒竟從香港射到南京了。”
筆者在收集整理資料時還發現，當時中共各地方黨組織都千方百計想辦法訂閱《群眾》周刊。例如：欽州中共地下黨組織獲得《群眾》周刊后，秘密安排學生進行學習和討論，借以提高學生的思想水平。貴州思南地區的中共黨組織在農村合作室訂閱《群眾》周刊，組織黨員和進步學生學習中共的理論。這表明，《群眾》周刊沖破了國民黨的新聞管制，在國統區的讀者中產生了很大影響。
1947—1949年，隨著《群眾》周刊南移香港，中國共產黨的新聞宣傳工作者也迅速活躍于香港輿論之中，將黨的方針政策傳播于各界群眾之中。
《群眾》周刊在香港的創辦發行，集結了陣容強大的編委和撰稿人群體，如章漢夫、喬冠華、方方、華崗、許滌新、胡繩等人，他們對革命抱著高度的熱忱和使命感，宣稱自己“首先是戰士、然后才是學者”，積極活躍于民主黨派和中間派人士中。借助《群眾》周刊，中共很好地實現了自己的宣傳目的：說自己想說的話，說社會大眾想說的話，最大限度爭取第三種力量，在引導群眾、教育群眾、凝聚力量、增強共識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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