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建民難題”的當代中國背景

當代對吳建民及中國外交的蜂起批評與中國當代的兩大背景有關：一個是中國綜合國力的成長，另一個是當代中國社會與意識的現實撕裂狀況。

就第一個問題而言，在奉行改革開放30余年之后，因為國家綜合力量的發展，中國與美國在內的歐美國家在經貿等利益方面的摩擦擴大和加深，而近年中美在地緣政治與軍事安全等問題上戰略猜忌擴大。這些最新發展使得中美關系從冷戰后期的親密全球與地緣戰略伙伴走向意圖和能力兩方面都互相提防的伙伴。這種主要由于中國發展帶來的新外交課題又為中美和中外意識形態與社會體制差異所強化。近年復興的極左政治話語試圖將這種新外交環境和命題詮釋為總體對外政策的失敗效應，并將吳建民代表的后30年職業外交官作為政策失敗的責任者。

極左外交批判話語利用信息化時代帶來的新話語平臺及其傳播效應，訴諸民粹化的批判運動模式，他們認定現實的中外關系矛盾和苦難是美國及其同盟者全面遏制中國，乃至軍事征服中國的計劃的體現。吳建民近年的公共發言主要內容之一即為不遺余力地批評這種民粹主義的和泛軍事化的外交觀念。

▲ 在生平最后一次演講中，吳建民還在提醒人們警惕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

就第二個問題而言，應該看到，當代中國社會利益的尖銳分化與意識的撕裂是真實存在的，在這種日益尖銳的利益分化和意識對立背景下，對吳建民及其觀點的傳統極左話語批評不是孤立的，而是作為對社會全面的立足于傳統意識形態批判的一部分。特別是，他們會把這幾十年的外交與近代史教科書上所謂賣國主義外交相提并論——這也是吳建民作為資深外交官不得不出聲反駁的原因。因為在他看來，30年來的國家發展與中國國際利益發展有賴于外交工作提供的良好外部環境，對現實內外困難的解決需要進一步加大國家開放力度，更深入融入現存國際秩序，通過更廣泛的國際參與維護中國利益，建構中國的國際權力與權威，進而實現影響國際規則的制定和修改。

總體而言，對吳建民觀點的批評是基于對當代全球環境全面危機的認知：中國面臨立即而現實的與大國的全面軍事沖突危險，而內外政策忽略和助長了這種危險，中國與美國及其伙伴有不可調和的冷戰式的結構矛盾，因此，中國外交應體現“亮劍”式的血性和強硬姿態，換言之，即需要對外采取全面對抗的總體國際戰略。這一切政策與前景的描述，熟悉前蘇聯冷戰史的人們不應感到陌生。然而，這些論述不僅與現實世界的中外關系景象大相徑庭，也與30年來充分國際化的中國處境無法配合。

不論中美、中日等主要全球大國在經貿等方面交織互嵌的發達利益結構，也無論歐美等外部世界的意圖，即以現代戰爭的形態和軍事安全等內涵變化，及中國當代的國家軍事效能而言，全面軍事封鎖中國，與中國展開冷戰式的全球軍事對峙和對決，這既非現實的對華政策主流，也不具備現實的能力基礎。真實的問題是，中國需要通過系列和連貫的政策施為展示自身力量的善意和建設性性質，需要以一貫宣示的“負責任的大國”的姿態參與全球與地區議題，通過合作和參與顯示維護自身利益的決心、實力與邊界，通過對話而不是對抗來塑造基于新力量認知的周邊和全球環境。這一進程無疑需要更專業和職業化的外交知識與作業，需要更深入的國際規制的學習和運用。

在這一點上，無論吳建民這一代外交官基本的政治觀念如何，無疑是難得的探索者和先驅者，而他們的批評者則站在歷史倒車的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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