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老令倒勸我不要寫這個。他們捶胸頓足擠眉弄眼，意思是這么干非常危險。剛寫了黎ZHI英，馬上寫胡錫進，黎叔若是因此不堪羞憤，以其黑社會氣質，很可能飄洋過海來砍你。
我也不是傻大膽兒，平常懷里也是總揣著鐵算盤兒。老令倒弄得我很焦躁，意氣難平。溜達來溜達去，一回頭，《論壹周刊的倒掉》不見鳥。大喜過望，微信團隊工作做得扎實，一旦下手，連作者都找不著尸首，黎叔哪里去尋我的罪證？
我知道閑來無事說錫進是一種病，他本是人來瘋兒，愛的就是顏射中出霸王弓。我也知道多年以來，很多同志一直在艱苦地跟這種制服誘惑做斗爭，過程很痛苦，戒斷不可能。
我是這么看的，有病當然就要治，諱疾忌醫從來不是我們的生活作風。治病，我一向是推崇西醫的，不外乎兩種方案，一個是放療，一個是化療。放療么，就是辦個護照走得遠遠兒的，眼不見為凈。這種辦法好是好，缺點就是貴。也不能就你一個人偷偷兒走吧？剩下一家子接著惡心？拖家帶口，成本就更不可想象。
化療呢，就是帶胡老師前往八寶山，該第幾爐第幾爐，別加塞兒，一切按人家掌勺師傅的習慣來。我認為化療比放療效果要顯著，就是一時三刻未必能說服他同意。
我向同志們做了保證，最后一回。老令倒都很狡猾，壓根兒不信。他們說，這東西就像前列腺發炎，你剛從廁所出來，接著就又是一泡。
我平常跟老領導見面不多，就是怕沾染這種以粗俗為豪放的革命派頭兒。不過話糙理不糙，這個醒兒提得是對的。那么我就請同志們監督，如果這不是最后一次，我們就爭取它是倒數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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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胡錫進孜孜矻矻采陰補陽，日拱一卒精進不懈，終于修成集陳伯達郭沫若鄧力群姚文元于一體的金剛不壞男女莫辨之身，翻手云覆手雨，贏得黨內外多少人的芳心。這個人，無疑是國際共運低潮期開出的一朵奇葩，結出的一顆碩果。
當然，熟悉我們黨歷史的人都清楚，論才華，陳伯達，郭沫若，鄧力群，姚文元，這四位要是有一位活著，也輪不到胡某人搖曳多姿。時無英雄豎子成名，也是事實。
成了名，頭上的帽子自然就多起來，也是世間常情。我們的人民夸一個人，自古就喜歡比喻，具體到胡某，喻體的使用也別出心裁。有用狗的，有用屎的，也有毫不吝惜同時使用的。有的群眾還給狗編排了動作，比如“叼飛盤”，等等，不一而足。
我們不否認這些從群眾中來的語言確實鮮活形象，也不乏俏皮，但我們認為這些評價更多的是情緒的表達，無助于甚至妨礙了對胡先生的進一步認識。有的群眾不理解，指責我們，認為跟狗講道理是吃飽了撐的。一方面，我們仍然不同意公然把人動物化，另一方面，我們也確實從來沒有嘗試過跟狗講道理。我們打算用一種更為科學的范式對他做出盡可能全面的界定。
胡錫進跟陳伯達、郭沫若一干人是有本質不同的，他對黨毫無忠誠。我們將證明，胡先生根本不配談什么立場，也根本不是什么政ZHI投機分子，他不過就是一個精明得過了頭的生意人，成功地找到了一條通過挖黨的墻角兒來賺取利潤的陰險隧道。綁架黨的名聲，給黨制造各種低級麻煩，從而激發群眾對黨不滿（注意，不是對他胡錫進）——沉迷于制服誘惑的廣大群眾，變成了他的滾滾財源。
胡錫進是混進我們黨內的芙蓉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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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錫進對各種制服是研究有素的，什么場合用工裝，什么背景穿校服，他是門兒清的。胡先生引發我這最后一回談話沖動的，當然是那次震古爍今的深夜一勃。
很多人可能就此更新了對胡先生的看法，責怪自己以前還是太善良了。同時，胡先生體現出的為AV事業獻身的勇氣，也讓人不寒而栗。如果此前胡先生只是給我們表演了扣帽子，這一回，他亮出的是真刀子。
2016年7月，胡先生接受《上海觀察》采訪，談到了他的“價值觀”養成。在拙劣模仿核心背出諸多俄羅斯作家名字及其作品后，他說：“俄羅斯文學最偉大的價值就是人道主義，我受到了一次人道主義的徹底洗禮。對我來說，人道主義就像一瓢瓢清水潑到頭上，不僅美，而且深刻，真是徹底的洗禮。”
人道主義者一夜之間變成了“吃瓜群眾”，是洗禮正好到期了還是當年一瓢一瓢把腦袋洗壞了？要么胡先生是一個人道主義者，要么他對《上海觀察》撒了謊，二者必有且只有一真。
一個智力正常的人，彼時彼刻，無論生理還是心理條件，都不允許產生那么強勁的勃起。那么，我們的胡先生是怎么做到的呢？他難道不知道這件事情一直被要求低調進行最好消弭于無形嗎？
他當然清楚得很。
一個有立場的人，即便是強硬的反對派，也不會選用這種下流腔調；一個政治投機分子，也決不會擅自視干犯眾怒為機會。只有生意人，才能脫離是非困擾的萬有引力，一往無前地闖進利潤的花房。
胡先生就是這樣的生意人。一直以來，他的商業模式就是以愛黨愛國的名義跟群眾作對，像個白癡一樣挑起爭端，再像個小丑兒一樣戰斗。他需要的僅僅是被注意，至于它是用鮮花還是大糞表達，不在話下。他抓住了我們的軟肋：對于一個看上去極為忠誠的白癡，我們的黨如非忍無可忍，絕不可能施以拳腳；對于一個看上去時刻求虐的小丑兒，我們的群眾如非日理萬機，絕不可能放棄毆打。胡先生的互聯網生意竟然能夠建立在如此惡毒的挑撥離間上，的確讓我們嘆為觀止。
胡先生2005年成為那張報紙的總編輯，先是以傻大黑粗的民族主義加軍國主義惡棍形象招徠了足夠的觀眾，隨著后者辨識能力增強，他逐漸摸索出了目前這條更為隱蔽也更為曲折的羊腸小道。他利用我們黨實際上已經拋棄的一些意識形態來刺激原本與黨已有默契的群眾，讓我們啞巴吃黃連。他知道原教旨主義是最能激發群眾敵意的，也是最安全的。在策略上，他跟最近那些上街高呼毛萬歲的左棍沒什么分別，但是由于受過俄羅斯文學人道主義的洗禮，胡先生就顯得別致高級了許多。
所以，胡先生既不是白癡，也不是小丑兒，他是個有著明確商業模式的生意人，是個嚴格按照生意流程所需進行表演的稱職的演員（從他對“場子”一詞的熟練使用完全看得出來）。這門生意也是有成本的，就是要放棄自尊。但在胡先生那里，這個成本為零，甚至還可能是負的，因為他早就深刻認識到，下賤是獲客的最佳姿態，而胡先生很幸運，生來如此。
胡錫進來到了那個深夜。他當然可以不出聲兒，以降低被夜空中密集的雷電劈中的概率。但擺在他面前的又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不可能想象再有一個讓他賤得更徹底的時刻。生意人的本能嗾使著他，欲火中燒。
風險確實比較大，但像往常一樣，風險永遠不是來自群眾。他只能賭那個夜里，因他加速裸奔而甩動頻繁的樣子并不會完全招致黨的反感——畢竟不能一味由著群眾的性子來，需要有個聲音做一下平衡。
像往常一樣，他又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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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是贏了，但是他也清楚自己這回雙腿打開的幅度有點兒大，他在幫了我們小忙兒的同時讓我們付出的代價比以往都大得多。可以預料，這一次之后，他將變得越發肆無忌憚。
在回答《上海觀察》“網上有些人把你跟孔慶東、司馬南等人相提并論，你認可嗎？”這一問題時，胡錫進說：“我不評價，對我的看法各種各樣，有人說我是‘四大惡人’、‘十大惡人’，讓他們說去吧，沒關系。”
“讓他們說去吧”，體現的自然是胡錫進商業模式的精髓。同時，聽上去他是羞與孔、司馬之流為伍的。怎么會有人說胡先生一個人是“四大”、“十大”呢？正常的表達難道不應該或者是“有人說我們是”，或者“我是之一”嗎？
胡先生之霸氣，正側全漏。
胡錫進已經有了一些更年輕、姿勢更超乎想象、制服種類更匪夷所思的追隨者，雖然他們一時半會兒還沒站上顯眼的“場子”。比如這個叫張一一的青年才俊。
同志們，不感到痛心嗎？這已經不是在假裝幫忙了，這是在群眾面前徹底羞辱我們！我們講了一輩子寬容，但是有人大白天扛著鋤頭刨我們的祖墳，我們也裝作看不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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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放任胡錫進之流是我們的策略，就是要讓他們出丑，讓他們成為群眾的靶子，出氣筒。這是無稽之談。就我所知，無論在正式會議還是私下交流中，都沒有領導同志做過類似表述。很可能，這是胡先生自己放出來的煙幕彈。他做著黨的生意，我們還要給他制作“忍辱負重”的錦旗？
事實上，我們黨內早就有人認清了胡錫進的無所不用其極的“芙蓉姐姐”本質并且打算除掉他，盡管那時候“芙蓉姐姐”這個人還沒有出現。同志們，下面我們就要談到這位先知先覺者，在我們黨內，這樣的先知先覺者，這樣的默默盡忠者，太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