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即將表決通過一部具有深遠影響的法律——《反恐怖主義法》，醞釀出臺這部極具爭議的反恐法律，反映出當下中國自2001年以來急劇凸顯“恐怖主義”的存在、對多起特定民族聚居區重大刑事犯罪的“恐怖主義”標簽化、以及高調處置 “恐怖主義”的各種儀式(如“雪豹”突擊隊的震撼演練，中國—巴基斯坦反恐軍演的亮麗登場，更不用說抓捕暴恐分子人海戰術的壯觀場面)以來所面臨的困境和矛盾。

中國反恐法試圖以法律的形式震懾和打擊恐怖主義，尤其是宗教極端主義。在對該法草案文本進行字斟句酌分析之前，只要簡要研判一下其出臺背景，便能管窺這部法律對中國社會未來可能的影響。

從時機上說，中國和恐怖主義的關聯可以直接追溯到美國在2001年所遭受的九一一事件恐怖攻擊，以及隨后美國對阿富汗發動所謂的 “反恐”戰爭。正如后來所揭示那樣， 九一一事件的主要策劃者和攻擊者是沙特人，他們發動恐怖攻擊是為了報復美國的中東政策，尤其是對美國在猶太院外集團的操控下沒有原則地支持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殖民侵占，及美軍在海灣戰爭期間駐軍沙特的極端回應。換句話說，美國國內遭受恐怖襲擊是因為其極端偏向的外交政策(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的恐怖主義具有鮮明的國內地區性特征)。

這場導致3000多人死傷的恐怖襲擊直接誘發了美國入侵庇護奧薩馬·本·拉登的阿富汗(而不是其母國沙特阿拉伯王國)，并且也使得自蘇聯解體以來的單極強權美國以此為契機，對世界各國進行“非友即敵”的重新識別和劃分。無論是基于小布什政府淫威，還是基于道德支持，亦或兼而有之，世界大部分國家都只能選擇為美國的“反恐”戰爭站臺。中國也不例外。除了上述原因之外，中國的選邊站還有出于某種投機主義的自我考量。

早在九一一事件之前，中國的新疆地方官員已經實行高壓統治。盡管目前還不清楚中國在美國遭受九一一事件恐怖攻襲之后馬上趁機跟進、宣稱自己也是恐怖主義受害者的始作俑者是什么集團。但是很多跡象表明，當時的新疆地方政府及其研究人員在此期間異常活躍，極力渲染新疆的恐怖主義威脅。也就是從那時起，中國人民突然聽到了很多未曾聽說過的發生在新疆的恐怖主義襲擊和恐怖組織(如臭名昭著的 “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運動”，簡稱“東伊運”或ETIM)。

在和中國接壤的阿富汗進行反恐戰爭，美國自然清楚中國配合的重要性，所以在中國支持美國反恐戰爭的同時，美國投桃報李，也于2002年承認了中國對“東伊運”這一似存非存組織的指控。這樣，中國搭上了美國的反恐順風車，在美國掃蕩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的同時，中國的新疆政府尤其積極掀起反恐斗爭。兩國貌似進入反恐蜜月，中國也進行著疑似美國那樣的反恐大業。所不同的是，一個在遠離本土的亞歐大陸心臟反恐，一個是在本國的民族自治區內反恐，甚至不斷地向周邊鄰省甚至全國蔓延。

稍具中東歷史以及穆斯林—基督徒關系史的人都知道，小布什政府的反恐戰爭不僅僅是對九一一事件恐怖主義的直接軍事回應，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是間接的右翼基督教勢力的十字軍東征。小布什赤裸裸的“伊斯蘭恐怖主義”的提法和軍事入侵，并沒有參與襲擊美國的阿富汗，不但掩蓋了美國權貴和沙特君主之間的利益勾結，而且也將中東的核心矛盾如巴以沖突和阿拉伯君主獨裁政治等核心問題，轉移到歐亞大陸心臟的阿富汗及其周邊。入侵的結果不但轉移了中東視線，摧毀了即將統一全國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權，而且直接拖累了美國經濟。更重要的是，美國的軍事入侵在中國周邊直接催生了眾多恐怖主義連鎖組織。

這場為期十年左右的意識形態戰爭，終于被美國民眾所厭倦和拋棄。2008年奧巴馬的獲勝意味著美國人民對小布什反恐戰爭的否決。而奧巴馬的上臺，在很大程度上和其新的、可操作性的反恐策略有關，即終結小布什的無法操控的意識形態戰爭，而代之以可操作的懲罰特定犯罪份子的新策略。

為了修復小布什反恐戰爭對美國—伊斯蘭世界關系的傷害，奧巴馬特意在2009年在伊斯蘭世界著名學府、埃及的愛茲哈爾大學發表了著名的橄欖枝講話。從先輩的穆斯林背景到個人在穆斯林國家的生活經歷，再到引述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在1796年簽署《的黎波里條約》時所講的經典名言(“就美國本質而言，與穆斯林的律法、宗教和和平并無沖突”)，奧巴馬指出了伊斯蘭核心價值和美國價值的共通之處。他甚至通過道“色兩目”(和平，平安)這一穆斯林特有的問候方式“色兩目”直接拉近了穆斯林世界的聽眾和美國的距離。

從小布什的反恐戰爭到奧巴馬的平安問候，美國不但迅速改善了同伊斯蘭世界的關系，而且在2011年對奧薩馬的獵殺成功，使得奧巴馬政府宣告反恐戰爭的勝利、名正言順地結束反恐戰爭、從阿富汗撤軍、推動包括塔利班在內的阿富汗各派和解。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強大的猶太勢力壓力面前，奧巴馬政府也不遺余力地同宿敵伊朗展開談判，表明為了重返亞洲戰略以及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與伊斯蘭世界重建友好關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

隨意性、模糊性反恐法實施后果

而與此相反，為了支持美國反恐戰爭和正當化在新疆的公開反恐，中國在九一一事件之后便在公安部成立“反恐協調小組。” 在美國反恐戰略已經轉型之際，中國的反恐精英和謀士們不但沒有及時改弦易轍，反而變本加厲地將“反恐協調小組”演變成自娛自樂的 “反恐領導小組”。中國從原先的投機性拉桿樹大旗反恐演變成在中國乃至中亞的反恐急先鋒。其結果就是不但成功地其將國內的新疆地區轉變成反恐前線，而且還在全國掀起了各式轟轟烈烈的反恐運動。

換句話說，當美國政府以極強的糾錯能力實行戰略收縮和戰略轉移的時候，中國的政治體制和決策機制決定了其反恐運動一根筋似的反到黑。最新所謂的《反恐怖主義法》的討論和可能的表決通過只是這一運動的高潮。它也反映出反恐法的倡議者們對中國解決特定省份恐怖主義的能力已經不抱希望，而試圖以這樣一部法律進行持久戰。

只要閱讀一下《反恐怖主義法》的草案就可以知道，這一法律中對諸如“宗教極端主義”的定性，本質上是針對有宗教信仰的少數民族，尤其是穆斯林民族。而不是主體民族漢人的民族沙文主義(如“皇漢網”等赤裸裸呼吁建立“華夏國”、大肆宣揚漢人至上主義等)和宗教迷信活動 (如國家官員公然帶頭組織、進行的各種祭祖祭拜等封建迷信活動)。

本來中國的恐怖暴力問題和反恐行動是對特定地區的特殊管理和治理問題，而九一一事件投機性地跟隨美國反恐，非但沒有解決自己的國內問題，反而將這一地區因其政策、管理的特殊性而放大、推廣到國家層面。換句話說，在中國的反恐領域，尤其是政策的出臺方面，是新疆在自下而上地引導、推廣其失敗的高壓政策，而不是北京在通盤考量自上而下地制定的國家發展和穩定繁榮戰略。

在中國和美國兩大強權爭奪穆斯林人口眾多的亞洲之際，在美國積極推進和穆斯林世界的關系之時(如奧巴馬對馬來西亞的訪問，美國和印度尼西亞的關系提升，美國和伊朗的談判等等)，中國卻因為一個國內穆斯林自治區的治理問題而在和一個具有十多億信徒的宗教的方方面面發聲糾葛，如最近新疆對所謂某些體制之外穆斯林宗教領袖(“野阿訇”)的定性和判刑。

如果反恐法通過，那么可以預見，那些隨意性、模糊性的法律實施將給中國的和諧和和平造成挑戰，尤其是基層(腐敗)部門、特定單位對具有世界性影響的宗教領域內的“極端主義”定性，和以包含經濟罰款等手段來法辦“恐怖主義”所引發的事件，將可以輕易將宗教信眾和國家置于對立面。

此外，可以想見，在中國積極推進絲路戰略、在中美競相爭取亞洲穆斯林國家之際，中國在很大程度上針對宗教的反恐法不會有助于在區內輸出和諧與和平，更不用說促進和穆斯林世界的友誼和感情。在美國反恐戰爭失敗的今天，如果小布什唯一取得了一點業績，那就是小布什在中國的跟班們，成功地在中國國內掀起了反恐運動，甚至討論通過反恐法，從而給中國帶上持久的反恐緊箍咒。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九一一事件以后美國的反恐戰爭失敗在阿富汗，成功于中國。

文/馬海云(美國馬里蘭霜堡大學歷史系教授,專攻中國伊斯蘭及穆斯林研究)《 聯合早報》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中國《反恐怖主義法》出臺背景及對絲路戰略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