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納入SDR籃子。正如筆者早前文章中所提，人民幣首次納入SDR籃子，比重便超越日元與英鎊，位列第三，充分表達了IMF對于五年來中國金融改革的肯定，且人民幣入籃對于全球貨幣體系調(diào)整也是里程碑事件，預示著未來世界各國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的比重將進一步提升。從這個角度來說，人民幣入籃對于人民幣國際化目標實為龍門一躍。

然而，自去年IMF宣布人民幣加入SDR的決定以來的近一年內(nèi)，又出現(xiàn)了一個超預期的情況，即由于美聯(lián)儲開啟歷史性加息與人民幣兩度匯改，人民幣貶值壓力空前加大。在此背景下，資本外流態(tài)勢明顯，外匯儲備從2014年中歷史高點至今下降了約8000億美元，以至于其后不得不采取穩(wěn)匯率手段，甚至通過重拾部分資本管制，以扭轉(zhuǎn)預期。因此，有質(zhì)疑認為，這樣的舉措，與人民幣國際化目標相悖，也意味著人民幣國際化目標或?qū)⒚媾R反轉(zhuǎn)，是騎虎難下的表現(xiàn)。

如何看待人民幣入籃的歷史意義？其對于人民幣國際化目標而言究竟是龍門一躍?還是騎虎難下？

回顧以往，早在2011年初，筆者便提出了對人民幣國際化路徑的基本構(gòu)想，即人民幣有望在2015年實現(xiàn)資本項目基本可兌換，2020年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圍繞這一目標，筆者提出了需要協(xié)同推進的四大支柱改革，包括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資本項目開放、離岸人民幣市場建設。同時，在筆者看來，上述改革的關系應該是相輔相成、協(xié)調(diào)推進的。

而從貨幣當局的角度而言，2009年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發(fā)表的文章《關于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最早從理論上提出人民幣國際化暢想。文中鮮明地指出了全球金融危機爆發(fā)反映了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內(nèi)在缺陷和系統(tǒng)性風險，即特里芬難題仍然存在，儲備貨幣發(fā)行國無法在為世界提供流動性的同時確保幣值的穩(wěn)定，說明打破以美元為主的國際貨幣體系困局以及提高SDR地位的重要性。

在此背景下，其后六年，央行從實踐方面圍繞四大支柱的建設，加速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例如，利率市場化方面，逐步放開存款利率上限，推出國債期貨；匯率方面，加大對美元的波動區(qū)間，以及去年811匯率中間價改革、去年年末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等；資本項目逐步放開，滬港通、開放銀行間債券市場等；離岸市場建設方面，香港、倫敦、新加坡、紐約等地人民幣產(chǎn)品越加豐富。

然而，對待人民幣國際化四大支柱改革的關系，早在2013年之初便有過激烈的爭論。一種觀點是以央行為代表，即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多項改革需要協(xié)同推進，沒有先后順序。筆者也認同這樣的路徑；另一種是以社科院學者為代表，認為資本項目開放與人民幣國際化條件不成熟，需要匯率與利率市場化改革之后，才能考慮放開資本項目，主要的擔憂來自于資本項目開放對金融市場的沖擊，并強調(diào)當前很多看似人民幣國際化的需求，在匯率非均衡條件下，實際上很大程度上是套利需求。

雙方的主要矛盾在于資本項目開放與金融風險的關系。在筆者看來，社科院的先匯率、利率市場化，后資本項目開放建議過于理想化，畢竟在資本項目存在管制時，外匯市場并非真實的需求，其形成價格也并非均衡匯率，因此，匯改不應該是資本項目開放的前提。

當然，針對防范資本項目流動可能帶來的風險，央行一直以來便表示出了足夠的信心。例如，央行副行長易綱曾提到，中國將做到有管理的可兌換，特別是對反恐、反洗錢、反避稅天堂等方面，中國是擁有嚴格監(jiān)控的。不同于其他國家在國際收支統(tǒng)計方面的抽樣統(tǒng)計，中國國際收支統(tǒng)計方面基本實現(xiàn)全覆蓋，這為做好有管理的自由可兌換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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