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3月7日，德國第一艘無畏艦“拿騷”號在威廉港皇家船廠下水，德皇威廉二世和荷蘭王夫亨利親王親臨儀式，巴登女大公希爾達主持擲瓶禮。多么壯觀的場面！這艘安裝有12門11英寸主炮的巨艦構成了旨在將帝國海軍一線兵力增加到38艘主力艦的第二次艦隊法案的一部分，也是條頓人爭奪“陽光下的土地”的最新工具。
時間僅僅過去11年，1919年6月20日，在蘇格蘭東北方的奧克尼群島，英國人驚訝地看著德國“公海艦隊”在泊位上下沉。戰敗的德國海軍自行鑿沉了被扣押的10艘無畏艦、5艘戰列巡洋艦、5艘輕巡洋艦和32艘魚雷艇，損失超過40萬噸。世界第二大海軍，歷時近二十年締造，未放一槍一炮就消失在了斯卡帕灣的海底。
對“一戰”德國海軍興亡歷程的反思，往往振蕩于1908年的盛景和1919年的悲劇這兩個極端之間，卻很少有人關注一些更原初的問題：作為毋庸置疑的歐洲第一大陸上強權，德國為什么會在19世紀最后幾年，突然生出建設大海軍的想法？大海軍是否達成了柏林在創建它時所欲收致的效果？它是否令德國的外部環境變得更加安全了？
要回答這些問題，就必須回到19世紀最后十年的歷史場景中，回到馬漢海權論最初興起時的世界。曾任美國國務卿和陸軍部長的史汀生講過一段名言：“海軍部有一種獨特的心理狀態，它似乎經常脫離邏輯王國，退回到朦朧的宗教世界里。在那個世界，海神猶如上帝，馬漢扮演先知，美國海軍則是唯一的正統教會。”這段話概括了馬漢海權論在19、20世紀之交受追捧的程度。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這位經歷平凡的美國海軍上校，把自己在海軍戰爭學院授課時的講義整理成書，在1890-1905年陸續出版了“海權對歷史的影響”四部曲著作，即《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年》，《海權對法國大革命和法蘭西帝國的影響，1793-1812年》，《納爾遜生平：大不列顛海權的象征》，《海權與1812年戰爭的關系》。這套叢書后來也被簡稱為“海權論”。
在海權論系列中，馬漢考察了1660-1812年英國海上霸權的興起過程，他得出的結論是：海上力量（海權）對世界歷史和國家繁榮有著相當巨大、甚至就是決定性的影響。因此，當一國先天的地理條件同時有利于朝海陸兩個方向發展時，最好選擇向海洋而不是大陸發展，因為擁有海上優勢的國家總是比大陸強國更容易主導世界事務。
不僅如此，馬漢還列舉出了影響一國海權發展的六項主要條件：地理位置、自然構造、領土范圍、人口數量、民族特點、政府因素。前三項本質上是地理性的，后三項則與國民和政府的意愿有關。在馬漢看來，一國政府在平時應當助長本民族在海軍和商業方面的潛力，在戰爭時期則要嫻熟地利用其海上力量，如此世界地位便可獲得提升。
有學者把馬漢關于這一系列問題的看法總結為“馬漢式邏輯”和“馬漢式語法”。前者指的是以生產、商業、海運、海外市場和基地為基礎的廣義海權構成了國家獲得財富和增殖權勢的源泉，后者指的是要確保廣義海權帶來的盈利、排除競爭者和敵對者的干擾，就必須“在海上擁有占據壓倒性地位的力量，將敵人的旗幟逐出公海，或者只允許其作為逃亡者出現”，也就是獲得制海權。而獲得制海權的最有效途徑，便是利用主力艦隊進行海上決戰。
德國在1897年前后所受的，正是“馬漢式邏輯”和“馬漢式語法”的鼓舞。包括馬克斯·韋伯在內的許多德國知識界精英認為：1871年對法戰爭的勝利和德國在歐洲大陸的優勢只是暫時的、渺小的，如果不能把德國在歐洲的主導地位上升到“世界強國”層面，德國的崛起就沒有意義。而馬漢對海權影響世界事務的能力的強調，剛好符合德國人的這種心理。他們對馬漢的理論做了進一步簡化，得出一個“世界霸權=海外殖民地+商業霸權=最強大的艦隊和商船隊”的公式。對一個正在迅速崛起的大國來說，這種高度簡化的理論吸引力是相當驚人的。
德皇威廉二世對海軍事務的狂熱，則對本國的“大海軍偏執”起了進一步的推波助瀾作用。這位皇帝對馬漢的理論格外青睞，他曾經宣稱：“眼下我不是在閱讀、而是在狼吞虎咽地啃著馬漢上校的書，我在嘗試用心學習它。我國海軍的每艘艦艇上都有這么一本書，我的艦長和軍官們經常引述它。”1889年，威廉以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外孫身份，被授予英國皇家海軍名譽元帥軍銜，曾多次受邀檢閱英國艦隊。對英國世界地位和英國海軍實力的羨慕使他產生了一種狹隘觀念，認為德國之所以在世界影響力和海外殖民地規模上不如英國，完全是因為海軍實力不夠；只要能在海軍力量上超過英國，亮出“鐵拳”，“世界強國”的前景就是可期的。
那么，事情真有他們所想的那么簡單和直接嗎？
站在100年后的今天，我們很容易發現馬漢海權論在立論基礎上的漏洞。首先，海權僅僅是在馬漢重點考察的那個時段和區域，即16-19世紀的歐洲，占有優勢地位。從較長的時段看，古典時代四大文明以及奧斯曼帝國、神圣羅馬帝國基本上都不從海洋汲取力量，這意味著海洋在影響世界事務方面的能力并非一成一變，而是具有周期性。總的來看，海陸兩種地理因素在不同時期對世界事務的影響力各有盛衰，主要取決于技術環境的變化。概括說來，在16世紀以前的“前哥倫布時代”，艦船的航程和影響范圍相當有限，至多能對某些封閉海域或內河水道建立控制；以歐亞大陸封閉的中心地帶（即所謂“樞紐地帶”）為基地的游牧民族，憑借騎兵和駱駝隊這兩種高機動性載具，對外圍的廣闊領土構成了長期威脅。在這一階段，大陸對世界事務的影響力要超過海洋。但到了15世紀末，在航海技術的發展和地理大發現開啟了“哥倫布時代”的序幕之后，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歐國家得以憑借海上力量的機動性，由內向外、由西向東地完成了對世界的再征服，并且形成基于遠洋貿易的全球經濟體系。在這一階段，海洋的影響力占據優勢，這也是馬漢著作的結論。但德國所處的19世紀末，恰逢技術環境的又一波變化，這種變化對海陸力量對比造成的影響，是海權至上論者乃至德國領導人沒有意識到的。
德國在1871年完成統一，恰好乘上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東風。在這波技術變革浪潮中，以鐵路為代表的陸上交通工具取得了長足發展，使大陸強國具備了空前高效的資源動員工具。德國坐擁可觀的工礦資源，對興修鐵路又極為熱心，很快在經濟總量和工業指標方面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1900年德國鋼鐵產量達到630萬噸，接近英國（500萬噸）和法國（150萬噸）的總和；在世界制造業中占據13.2%的份額，與英國（18.5%）的差距微乎其微，接近法國（6.8%）的兩倍。這一切都是在不到30年的時間里完成的，而且是在甚少進行海外擴張、幾乎不依賴殖民地提供獨占性原料產地和市場的情況下完成的——換言之，對大陸資源和市場的開發恰恰是德國崛起的主因。置本國占有優勢的大陸舞臺于不顧，舍本逐末地渴望相對優勢已不那么明顯的海洋，顯然是一種重大的誤判。
其次，“馬漢式邏輯”認為，貿易、商船尤其是遠洋航運構成了建設海軍力量的唯一有效基礎，海洋經濟是決定一國經濟繁榮的關鍵。但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以后，殖民貿易已不復成為國家財富增長的主因，生產變得更加有利于那些在資源和人口上占據優勢的大陸強國。技術取代了貿易、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這意味著現代世界中的海權與國家經濟繁榮的關系與馬漢揭示的剛好相反：不是海權的興衰決定了國家財富的多寡，而是穩定的生產能力造成的國家經濟基底可以創造出強大的海權。德國用于建設大艦隊的財富完全來自其大陸經濟，就是一個明證。
誠然，伴隨國內經濟的迅速發展，國際貿易對德國的重要性正在日益增加，海外進出口貨物噸位的高速增長和遠洋航線的航線的延伸使得德國有必要擴充其海軍。但這種需求遠沒有達到臨渴掘井的地步，更不需要在短時間內突然創造一支世界第二大艦隊。就1890年代初的安全形勢看，德國的兩個海上假想敵是俄國和法國，但德國在對抗這兩個國家的艦隊時，享有地理上的優勢：在波羅的海方向，俄國艦隊相對于德國擁有數量優勢。但俄國是一個海岸線被諸多地理障礙割裂的大國，其海軍兵力分散于多個戰略方向，無法集中到波羅的海一處。故德國只須建設與俄國波羅的海艦隊實力相當或稍遜的海軍，就足以維護本國在這一海區的航行暢通。至于法國，它與德國的海岸線之間隔著低地國家和英國，在這些國家保持中立的情況下，德國商船只須趁夜出航、駛向英國海岸，或取道蘇格蘭-卑爾根航線進入大西洋，就可以維持遠洋貿易暢通。而在英國維持中立或對德友善的情況下，法國將不可能冒險令其艦隊穿越英吉利海峽、攻擊德國在北海沿岸的港口。反過來，德國也只須建造魚雷艇、快速巡洋艦、潛艇等“非對稱”武器，就可以對法國的貿易船隊造成威脅，這種建設的經濟成本不高，引發的國際阻力也會較小。
實際上，在英國主動承擔了全球航行自由和海洋經濟體系維護者的背景下，只要德國不主動挑起與英國的爭端，就可以坐享英國提供的公共產品。1914年之前，英國海軍除去要為本國在全球范圍內的商業航線提供保護外，還須承擔包括在非洲海岸實施反販奴巡航、在紅海和東印度群島捕盜、確保全球傳教安全、進行海岸和水文測量等附加任務。而此際德國的商業航線在范圍上與英國提供保護的部分完全重合，規模則遠小于英國本身的需求，完全可以“搭”英國之“車”。反過來，假使德國打算取代英國的這種保護者和體系成本承擔者的角色，正在享用英國提供的公共產品的國家也很有可能因為對德國的動機和能力不甚信任，而拒絕這種地位讓渡。
偏偏德國在一開始就把英國視為挑戰的對象，這種魯莽而帶冒險性的決策造成的后果至為嚴重。首先，直到德國大張旗鼓地開始建設大海軍的1897年為止，英國并不把柏林視為嚴重的威脅和心腹大患。俄國與英國圍繞印度乃至整個中亞的“大角逐”正進行的轟轟烈烈，法國在西北非洲的野心則使英國格外擔憂蘇伊士運河的安全；在此情形下，德國與英國雖有偶然摩擦，英國仍寄希望于德國能在東方問題和非洲勢力范圍的劃分上伸出援手，為此甚至考慮給予德國更多的安全承諾，以幫助柏林改善身處法俄之間的外部環境。但德國心血來潮地決定建設世界第二大海軍，并且毫不掩飾覬覦英國全球海上霸權的企圖，這種大膽之舉使倫敦被迫重新審視其全球戰略布局，并當機立斷地決定：擱置與法俄兩國的分歧，集中力量針對德國。從1904年到1907年，英國在短短三年內完成了戰略重心的調整，開始集中財力建設技術和數量上都壓倒德國新造艦艇的無畏級艦隊，并從外交上孤立和打壓德國，而德國在俾斯麥時代殫精竭慮建立起來的“歐陸仲裁者”地位，幾乎在一夜之間蕩然無存。誠如丘吉爾所言，“提爾皮茨敲進他那些軍艦的每一顆鉚釘，都在促使不列顛帝國每一行業、每一地域那成千上萬最有能量的人在看法上統一起來。基爾和威廉港鏗鏘作響的鐵錘打造出的竟是將來抵抗德國的國家聯盟，而德國最終也將被這個聯盟所顛覆。”
忽視本國始終擁有相對優勢的陸上權勢，卻去追逐一種被夸大了的海上霸權，這種一時興起非但沒有強化德國的安全地位，反而使它的外部處境變得異常險惡，使它的決策者變得惴惴不安。就像著名歷史學家的喬納森·斯坦伯格指出的那樣，“這可是德國，是歐洲大陸上史無前例的最強國家，工業擴張的喧囂和氣息彌漫著它的土地，普天之下最可怕的陸軍保衛著它的安寧，全世界第二強的公海艦隊增益著它的權威，‘力量’這個詞能夠找到的每一種表現形式正在那里層出不窮地綻發。可它的領導人呢，卻總是提心吊膽，斷定約翰·費舍爾爵士的艦隊或者斯拉夫入侵者的鐵蹄會在某一刻不期而至。”（鳳凰軍事特稿 劉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