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次會議形成共識“要少生”

1980年，是中國人口政策的關鍵節點。3月下旬至5月上旬，中央書記處委托中央辦公廳，連續召開了五次人口座談會。作為人口學研究者，我受邀參加了這五次座談會。

第一和第二次會議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舉行，規模很大，至少都是百人以上。參會人員來自各個不同的部門：國家計委、衛生部、民政部、公安部、勞動總局、婦聯等，大都是部長級別的領導，還有一些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會議由中辦副主任馮文彬主持，他開宗明義，說中央準備研究人口問題，廣泛征求大家的意見。至今仍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當時開會的氣氛相當好，大家暢所欲言，此前也沒有任何所謂的布置。

座談會參與人員隨著議題的明確慢慢減少，第四次討論會，人員減少到二十來人，帶有總結的性質，就座談會取得的共識，討論可能遇到的問題和應對的政策措施。最后一次會議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中央和國務院有關部委領導同志二十多人出席，討論座談會向中央書記處的報告稿。會后根據提出的意見，由我來對報告做最后一次修改。平心而論，這一過程并不是如同有的文章或網上帖子所說的那樣，是“草率”和“不負責任”的決定。相反，座談會做了當時最大限度的民主討論，和盡可能嚴謹的科學分析。

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可不可行，是當時會議的核心議題。這是一個前提性質的命題。1980年全國人口接近十億，顯著特點是人口基數大、年齡構成比較輕、增長勢能較強。當時普遍的社會狀況是住房困難，生活必需品供給緊張，買米買布還需要糧票、布票等。勞動就業也難，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絕非長久之計，每年國民收入中很大一部分被新增長人口消費掉了，學校、醫院等公共事業的發展也跟不上。“要少生”成為座談會上的共識。

記得會上有的同志頗為激動，講全世界不到五個人就有一個中國人，我們為什么要這么多人口？應該來一個“急剎車”。會下甚至有人問我：搞一個“無嬰年”行不行？大家的愿望可以理解，但從科學的角度說，這恐怕就屬于操之過急了。

其實我向來不贊成“只生一個孩子好”。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受邀去一個省做報告，講完后到附近一個村莊的獨女戶家庭做調查。走訪的五個家庭都自愿只生一個孩子，奇怪的是我問他們為什么只生一個時，都只回答說“就是好”，“好就是好唄”。到了晚上，我和主管計生工作的副省長吃飯，他問起來時，我說，他們的回答讓我想起“文革”時的一首歌，叫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從頭至尾一句話，唱到最后，再唱成口號結束。

我說完這話，同桌的人都笑了，副省長不好意思地承認，這些走訪的家庭是事先“打過招呼”的。然后我們和這五家獨女戶再聊，他們就坦言，沒有男孩子會在勞動上遇到困難，還會被農村里個別人看不起，視為“絕戶”等等。

我當時就說，生育一個孩子對國家民族是好，因為可以減輕國家負擔；但對個人和家庭來說，如果也那么好，還給予獎勵干什么呢？好事都占了，還要給獎勵？這對家庭和個人是一種損失。因此，大家為了國家利益作出犧牲，國家理應給予一定補償。這樣實事求是地解釋后，農民群眾才會心里服氣。

一個孩子會不會影響智商？

1980年座談會上的討論極為熱烈，決策者們慎之又慎。座談中如有一些問題引起爭議，我們都會暫時休會，用十幾天時間大家分頭去做調查研究。

比如衛生部一位領導發言，舉出民間的一種說法，叫做“老大憨，老二聰明，最機靈的數老三”。提倡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只留下老大，沒有老二和老三了，會不會引起整個社會人口的智商下降呢？此話一出，語驚四座，大家都交頭接耳議論開來。是不是真的這樣，必須經過分析論證。假如是真的，那就不能提倡只生一個，否則人口智商下降，誰能負得起這個責任？后來大家便各自去查資料、做調查，等到下次開會，就拿出了結論性的意見：“老大憨”是沒有科學依據的。

記得當時有的同志列舉美國飛行員的材料，說美國空軍飛行員中約有百分之四十是家里的老大。眾所周知，空軍飛行員對身體素質、科學教育素質以及反應能力要求很高，意味著第一個孩子照樣有足夠的智力從事復雜的工作。另外還有專家從社會學的角度解釋，“老大憨”往往建立在大家庭的基礎上，第一個孩子率先長大，自然擔負著協助父母照料弟妹的義務，起到“半個爹媽”的作用，所以往往表現出忍讓和憨厚。后面出生的弟弟妹妹常圍著大哥大姐轉，顯得要更調皮些，于是給人更聰明的印象。

這里還有個有趣的小細節。1982年我去美國訪問時，隔壁公寓住進一位陌生的美國人，一聊才知道他是一位智商專家。有一天，他神秘地對我說，他對世界各國不同民族和種族的智商做了項研究，最后得出了一張智商表，問我要不要看。但前提是不能外傳，起碼排名第五位以后的不能講出去。我接受了。這張智商表上排名前三位的，第一是猶太人，我心想這沒得說，從馬克思到愛因斯坦，猶太人出了多少大師啊。第二名是日耳曼人，他們在科學技術上的貢獻有目共睹。排第三位的，就是日本人和中國人。我認真想了一下，就智商而言，這是可以認可的。

1980年我們還考慮到，計劃經濟將被商品經濟替代，當時還沒有提出市場經濟的說法。在商品經濟主導的時代，交換價值升值，金錢將占據重要地位，到時勢必會沖擊人們的傳統觀念，婚姻和生育觀念不可避免也要隨之發生改變。可以預料的是，諸如婚前性行為、未婚先孕、人工流產、離婚率升高的情形，發生的可能性會增加。這些也會改變懷孕和實際生育孩子的次序，婦女生育的第一個孩子很可能并不是懷孕的第一胎。今天看來，當時的估計并不過分，實際情況有過之而無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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