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曾預(yù)言，“晚清若去，蒙、藏必不能?！?。但不同于責罵革命派應(yīng)該承擔全部責任的楊度，康有為承認，“蒙、藏之自立于革命之前，則不能盡責于今政府矣”。或許，沒有人能夠回答，倘若沒有辛亥革命，而是立憲成功，蒙、藏將會是何種情形？

在共和與立憲的爭論中，也出現(xiàn)過一種折中的“帝國共和主義”，主張留皇音虛名，行共和之實——但這種方式，無論是袁世凱，還是革命黨都是不可能接受的。于是，辛亥革命的實現(xiàn)，迅速導(dǎo)致了蒙藏的解脫，并且按照王柯所言，以“勤王”滿清的借口，脫離了民國。在王柯那里，革命者的民族建國論應(yīng)該負首要責任，而劉曉原則認為：

“邊疆動蕩或許是中國在新的政治基礎(chǔ)上構(gòu)建民族國家所必須出的代價，歷史研究不應(yīng)因此而苛責1911年致力于締造新國家的命者?！?/p>

其實，對于1902年的孫中山而言，他和章炳麟沒有本質(zhì)的差別，對于清帝國的疆域，他主張是“因其勢順其情”，而非一定要繼承清帝國的疆域。

因為在孫中山眼中，“無可保全”的是蒙古、新疆等邊疆地區(qū)，其為列強所占據(jù)，而“無可分割”的則是在過去五六百年間“如金甌之固，從無分裂之虞”的十八省土地。

而10年以后，孫中山在他的臨時大總統(tǒng)宣言中“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的言論，就受到了梁啟超的“大民族主義”的影響，他在這時候又認可了這一方案，從而主張繼承滿清的海棠葉疆域——到這時候，便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形容的，二十世紀中國民族主義的疆域，實質(zhì)上是“把民族的緊窄外皮拉扯到帝國的巨大軀體之上”。

因此，這種中國大一統(tǒng)觀念在二十世紀的延續(xù)，劉曉原認為，“更應(yīng)歸功于在世紀之交尋求穩(wěn)定的滿清政府和立憲派，而不是造反的革命黨?！?/p>

但在民國以后，孫中山逐漸顯示出對五族共和的摒棄，他主張的并非五族共和，而是“五域整合”。他對五族共和保持懷疑，并且認為蒙藏地區(qū)的人，并不懂什么是共和，所以才屢屢發(fā)生背謬民國的事情。

這和立憲派的觀點類似，辛亥以前，立憲派的觀點認為，滿、蒙、回、藏尚未進入“國民社會”，因此中國不可驟行共和制度。

但孫中山放棄“五族共和”的最重要原因，并非因為邊疆地區(qū)的落后，而是深感“中國本部政治局勢的糜爛和漢族自身國民程度的久缺?！?/p>

劉曉原認為，使孫中山痛心疾首的是，“韃虜”之驅(qū)逐和“中華”之恢復(fù)，帶來的卻是五族離散，中原板蕩。他不得不在失去滿清這個對立面的情況下重新定義民族主義，以為繼續(xù)進行革命的主導(dǎo)思想。

而孫中山的改造結(jié)果便是，“將民族主義的攻擊目標從中國之內(nèi)轉(zhuǎn)向中國之外，并使民族主義的主旨擺脫五族多元觀念的干擾，重歸華夏一元的正統(tǒng)?！?/p>

因此，在1919年的《三民主義》手稿中，孫中山指斥，“五族共和”為辛亥之際“無知妄作者”所創(chuàng)，為官僚舊黨所附和，荒唐之極。

從此以后，孫中反對講五族的民族主義，強調(diào)必須大講漢族的民族主義，使?jié)h族同化其他民族，組成中華民族的大民族國家。

劉曉原發(fā)現(xiàn)，孫中山在1919年以后的講話和文件中，以及在后來廣為流傳的有關(guān)三民主義的講演中，將漢族民族主義提升到“國族主義”。

孫中山從此變成了一個大漢族沙文主義這，他認為，秦漢以來，中國歷史上的國家都是一個民族組成，在演講中，他憤然漢族以四萬萬之眾，卻未能“真正獨立組一完全漢族的國家，實是我們漢族莫大的羞恥，這就是本黨的民族主義沒有成功”。

而對于其余四族，在孫中山眼中，就成為了摻雜在漢人當中的極小部分人口，對中國民族主義的意義可以忽略不計，而他們此時還在列強控制之下，將來只有在漢族的幫助下才能獲得拯救。同化為漢族，成為了孫中山此后的核心思想。

而共產(chǎn)主義在一戰(zhàn)之后的到來，則又讓中國的民族思潮經(jīng)歷了新的碰撞。

巴黎和會、五四運動、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國民黨改組、國共合作、蘇俄謀華等等一系列事件，開啟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從此以后，“民族自決”開始進入中國政治。但很大程度上，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chǎn)黨，在面向邊疆地帶使用“自決權(quán)”和“自由聯(lián)合”時，都是為了取得莫斯科對中國革命政黨的信任——共產(chǎn)黨自不必說，國民黨在改組后，也變成一個半列寧主義政黨。

劉曉原認為，“在兩黨以后的歷史中，這些語句從未超出宣傳上的意義，在實踐中帶來的只有尷尬。”

這是因為，兩個新型政黨以這種列寧主義登上歷史舞臺時，中國早已大分裂。而至此以后，劉曉原認為，獨立思想者的大辯論時代也成為過去，民族將被黨族所代替。

在這一對“五族共和”的理解、揚棄的發(fā)展變遷過程中，無論是國共，其出發(fā)點，都以漢族為中心。

而孫中山作為“中華民族”的政治締造者，在其后，雖然顯示出從孤立的漢族立場，轉(zhuǎn)向包容他族的國族立場，但其族群政治的出發(fā)點，基本延續(xù)了辛亥前革命黨的一元立場，而非多元立場，因此，同化政策才是孫中山后期的核心。這種堅持，到了蘇俄影響傳入中國，并對國民黨造成深遠影響后，也沒有達到改變。

唯獨，孫中山在國家地緣形體和民族構(gòu)成上，全盤接受了曾經(jīng)的論敵立憲派的觀點，在事實上繼承了清王朝帝國。但這種繼承并非兼容五族的共和政治結(jié)構(gòu)，而只剩下疆域的繼承，“辛亥妥協(xié)所造就的五族共和公式，完全被以漢族為中心的五域統(tǒng)合理念所取代。”

于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五族共和”在事實上，確立了中國作為“民族國家”的主體民族——漢族。在此后抗日戰(zhàn)爭中，無論國共，都以民族主義為大旗，而建構(gòu)中華民族的主體性，則更加強了漢族主題政治的意識。很多年以后，人們也就淡忘了，1911年以后的“五族共和”，只是東部中國政治精英的短暫共識，“蒙藏回部不僅未參與，甚至用勤王分裂等行動，表達了反對。

劉曉原看到，盡管“五族共和”是一個不真實的命題，也沒有得到蒙藏回部的認同，但其仍然承認了各族“心理”訴求的合理性，而這種承認，在以后中國政黨的綱領(lǐng)中不復(fù)存在——國共在野時，都在一定程度上給予邊疆民族的分離心態(tài)和自治要求給于肯定，但在自己主政以后，都調(diào)轉(zhuǎn)槍頭，不再提及民族自決。

而理想的“五族共和”，直到現(xiàn)在，也終歸沒有真正的實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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