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倡議的亞投行，美國一開始是拒絕的。但架不住中國一直告訴世界這個銀行會有“特效”。隨著相信“特效”的英國的加入，抵制亞投行的美國聯盟“DUANG”的一聲垮塌了。不但德、法、意等50多個國家遞交了創始成員國申請，連美國自己也不得不表示了要與亞投行合作的意向。最終，圍繞著亞投行的國家間博弈，以美國的盟國紛紛加入亞投行而告一段落。這普遍被認為是中國的勝利和美國的失敗。但是，事情并非如此單純。

創建一個金融組織相對來說是容易的——只要有錢就行了。但要讓這個金融組織持續地發展，則是另外一回事——它還得不斷地賺錢。特別是亞投行這種發展銀行與一般的銀行不同，其目的是要對貧困國家進行援助，同時保障投資者的利益。而這兩個目標并不那么容易實現。在這個意義上，關于亞投行的真正考驗還沒有來臨。如果亞投行的規程設定不滿足相關國家的要求，或投資運作得不盡如人意，那么這些當初蜂擁而至的國家也更有可能會一哄而散。中國將50多個國家拉到亞投行這條船上，贏得了面子，但隨之而來的國際壓力也是前所未有的。這些國家之所以上船，可不是因為喜歡中國當老大，而是為分一杯羹而來。

亞投行能否走出“中國式投資”的怪圈？

過去的12年間（從2002年到2014年），在中國對外投資高速增長，吸引外資增長速度卻放緩的背景下，中國逐漸成為凈對外投資國。有統計表明，這12年里中國境外投資猛增50倍之多，直接投資存量超過6600億美元。僅2014年中國對外投資就達到1400億美元左右。由于這一年的中國對外投資比中國利用外資超出約200億美元，表明中國已正式成為資本凈輸出國。

但問題也隨之而來：2014中國100大跨國公司的海外資產和海外員工無論是規模還是占比都比上年有所上升，然而海外營業收入的平均占比卻由22.25%降至20.86%，下降了1.39個百分點。這直接反映了中國公司海外業務投資回報率不理想。

其中最令人難以釋懷的案例是在2008年，中鋼不顧澳大利亞本土的反對聲音“敵意收購”中西部礦產公司，結果在收購成功后周邊的港口、鐵路均被拍賣給日本三菱公司并隨后停止建設，導致中鋼收購的礦產無法利用。這家巨型國企以虧損嚴重、退出國企100強、決策者被調查而慘淡收場。類似的情況在對外投資的中國企業身上經常發生。商務部研究中心顧問吳東華教授則表示：中國“海外礦產能源、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70%是失敗的！充分說明了中國以往海外投資的風險之高、效益之低。

基于這樣的歷史記錄，很多學者認為由中國主導的亞投行未來的風險在于投資效益難以保障。因為在亞洲，雖然因基礎設施短缺而制約了經濟發展的國家有很多，但也正是這些投資需求國的國內政局極度不穩定，是世界上最無法保障投資者利益的國家。此前中國在這些國家多有投資，但經常血本無歸。特別是在亞洲的基礎設施投資，如泰國的大米換高鐵項目、柬埔寨的水利項目、斯里蘭卡的港口項目近年來都遭到叫停，中資企業損失嚴重。

最大的風險是“模式風險”

當然，對于一心謀求大國地位的中國來說，其創設亞投行的目的更多的是政治性的，為“一帶一路”的戰略和中國金融地位進行鋪墊，至于賺不賺錢尚在其次。不過，即使是基于這種考慮將投資回報放在第二位，亞投行所面臨的政治和外交上的風險仍不同低估，甚至其影響有可能超過單純的經濟風險。我將它命名為“模式風險”。

對外資本輸出的“模式風險”來自于兩個方面，一是內部管理模式，二是對外投資模式。在內部管理方面，英、法、德、意等歐洲國家的加入，一定是以謀求董事席位為目標。而在中國宣布放棄否決權的情況下，亞投行內部的管理將呈現典型的多頭協商局面。中國必須學會在金融多邊組織中發揮協調作用，否則亞投行將在董事分歧的情況下失去能力。迄今為止中國仍未明確亞投行的基本章程原則，這也表明內部協商的難度。

關于對外投資模式，最重要的不是投資回報，而是處理好投資和治理之間的關系。在某種意義上，這是真正實現多邊開發銀行目標的生命線。世界銀行和亞洲銀行以往在進行投資時的核心議題正在于此。當然，許多得不到投資的發展中國家對于兩大銀行的批判也正在于兩者所堅持的投資與治理掛鉤原則。

來自華盛頓的希爾頓教授曾任亞洲開發銀行的總裁顧問和世界銀行經濟學家。他的成名作書名叫做《聯盟的詛咒》，描寫的正是美國和世行冷戰期間所進行的對外援助和投資，很多情況下帶來的是嚴重的問題而不是進步，甚至制造出美國至今仍很頭痛的敵人。他也曾專門向我談了他的擔憂，即中國和亞投行可能會步美國的后塵，在那些國家進行無效投資，甚至有可能催生壞的發展模式。他在全球參與了多個世行項目，經驗表明，缺乏治理前提的投資經常會引發投資對象國更嚴重的國內問題。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亞投行的最大風險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