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對伊朗現(xiàn)代伊斯蘭政治模式的評析
伊朗現(xiàn)代伊斯蘭政治模式，即所謂“伊斯蘭共和制”，由于其獨特性而引人注目。這種獨特性可以歸結為兩點：一是鮮明的兩重性，既帶有鮮明的傳統(tǒng)主義特征，又帶有鮮明的現(xiàn)代主義特征；二是將似乎水火不相容的兩種政治價值取向一傳統(tǒng)主義與現(xiàn)代主義一奇異地結合在一起。
在伊斯蘭共和制中，傳統(tǒng)主義集中體現(xiàn)為伊斯蘭神權政治，其理論基礎是“法基赫的監(jiān)護”；現(xiàn)代主義集中體現(xiàn)為憲政主義和共和主義。早期霍梅尼主義沒有多少現(xiàn)代主義因素。然而，在伊斯蘭革命和伊斯蘭化的高潮中，為了在現(xiàn)代條件下動員群眾推翻巴列維王朝，取得統(tǒng)治的合法性，實行“法基赫的監(jiān)護”，以霍梅尼為首的激進教士集團不得不求助于現(xiàn)代主義政治手段，“法基赫的監(jiān)護”是通過公民投票和立憲來合法化的，采取了共和制的形式。
現(xiàn)代伊朗伊斯蘭政治體系可以大致分為兩大系統(tǒng)：法基赫系統(tǒng)和政府系統(tǒng)。法基赫系統(tǒng)是監(jiān)護系統(tǒng)，以法基赫為首，作為真主在人間的代理人和穆斯林烏瑪?shù)淖罡咦诮填I袖，法基赫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他不但凌駕于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個政府部門之上，而且掌握武裝部隊、國家廣播電視機構和主要宗教和政治基金會。法基赫不由民選，不對任何機構負責，沒有任期限制。法基赫及法基赫系統(tǒng)的權力機構基本上是通過烏拉瑪統(tǒng)治集團內部指派（cooptation）產(chǎn)生；政府系統(tǒng)具體管理國家，在法基赫的監(jiān)護下運作，實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政府系統(tǒng)的司法部門實際上附屬于法基赫系統(tǒng)，其各級官員的產(chǎn)生方式同法基赫系統(tǒng)如出一轍。議會和總統(tǒng)由普選產(chǎn)生，相對獨立于法基赫系統(tǒng)。可是，法基赫及其所屬機構可以使用任免權、候選人事先篩選制和立法否決權等手段，將其置于控制之下。
支配法基赫系統(tǒng)和政府系統(tǒng)立法行政部門的政治法則大相徑庭：前者傾向于傳統(tǒng)主義，后者傾向于現(xiàn)代主義。伊斯蘭共和制的政治權力結構的特征是現(xiàn)代主義從屬于傳統(tǒng)主義，共和主義從屬于伊斯蘭主義，政府系統(tǒng)從屬于法基赫系統(tǒng)。強有力的非民選的法基赫與軟弱的普選產(chǎn)生的議會和總統(tǒng)形成強烈的對比。從嚴格的法律意義上講，1979年憲法賦予法基赫的權力超過了1906—1907年憲法賦予國王的權力。伊朗伊斯蘭共和制以法基赫為核心，不妨稱為“法基赫制”。
傳統(tǒng)主義和現(xiàn)代主義的嫁接產(chǎn)生了政治制度史上異乎尋常的結果。不但政治系統(tǒng)一分為二，軍事系統(tǒng)也如法炮制，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是世界上惟一擁有兩套正規(guī)軍系統(tǒng)的國家，非民選的法基赫掌握一切武裝力量，包括治安部隊和警察，而民選的行政機構——總統(tǒng)和內閣甚至對交通警都沒有指揮權（30）。
霍梅尼主義作為政治社會反抗運動的意識形態(tài)取得了驚人的成功。“法基赫的監(jiān)護”的理論描繪出一幅公正賢明的法基赫按真主的意志帶領人類實現(xiàn)世界大同的美妙圖景，激勵深受傳統(tǒng)伊斯蘭宗教文化影響的伊朗民眾一舉推翻巴列維王朝。然而，迄今為止，伊斯蘭革命后“法基赫的監(jiān)護”實踐己逾20多年，所謂“伊朗模式”或“伊斯蘭道路”令人失望，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并未提供一種值得效仿的可行的政治模式和經(jīng)濟發(fā)展道路。
伊斯蘭作為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特點是神圣的“惟一性”，真主的絕對主權統(tǒng)治社會和個人生活的所有方面，排除了任何世俗空間。伊斯蘭主義者認為，政治的關鍵是“社會道德”，而不是制度（31）。這在政治實踐中意味著宗教領袖的絕對權力和許諾建立人間天國——伊斯蘭化的道德烏托邦，其實質是傳統(tǒng)的精英主義和人治，與現(xiàn)代的民主主義與法治相悖。革命后伊斯蘭化的結果，伊朗的政治體系帶有全能主義的（totalitarian）特點，國家權力高度集中于法基赫，其影響深入社會各個領域社會全面宗教化、政治化和意識形態(tài)化。這是典型的由超凡魅力領袖建立的救世主義激進革命型政治體制。這種體制是伊斯蘭革命本身的產(chǎn)物，有利于推動革命進程，但遲早會面臨救世主義烏托邦破滅和新的社會政治現(xiàn)實的挑戰(zhàn)。
霍梅尼主義沒有系統(tǒng)的經(jīng)濟理論，沙里亞法中只有簡單的經(jīng)濟法規(guī)，但伊斯蘭為實施某種程度的國有化和計劃經(jīng)濟提供了理論依據(jù)。歸根到底，在伊斯蘭主義者看來，伊斯蘭才是目的，經(jīng)濟只是手段，而解決經(jīng)濟問題的關鍵是遵循先知的倫理道德典范。伊朗伊斯蘭經(jīng)濟模式實際上是國家社會主義與傳統(tǒng)的清真寺瓦克夫制與巴扎私有經(jīng)濟的混合體。這種經(jīng)濟模式在戰(zhàn)時有其合理性，但畢竟不符合復雜的現(xiàn)代化經(jīng)濟正常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難以長期維持。
伊朗伊斯蘭政治經(jīng)濟體系中存在深刻的內在矛盾。政治上的矛盾是傳統(tǒng)主義與現(xiàn)代主義的矛盾，其核心是神權與人權的關系。一方面，憲法規(guī)定，絕對主權完全屬于真主，而非人民；伊斯蘭法作為真主的啟示是人類一切行為的規(guī)范；法基赫是真主在人間的代理人，負責領導和監(jiān)護人民遵循伊斯蘭的準則，換言之，神權至上，政教合一，教士專政。另一方面，憲法又規(guī)定，國家事務的管理“必須”以通過“選舉”和“公民投票”所表達的“輿論”為基礎，這至少意味著人民應享有自治權，似乎也可以解讀為輿論至上，甚至間接的人民主權。經(jīng)濟上的矛盾是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的矛盾，在經(jīng)濟上，伊斯蘭化有兩重截然不同的含義。對于保守的上層教士和巴扎商人而言，其主要含義是保護私有財產(chǎn)和為追求利潤制訂法律和宗教框架；對激進霍梅尼主義者而言，其主要含義是伊斯蘭國家社會主義（32）。上述政治經(jīng)濟矛盾是奇特的雙重權力結構和統(tǒng)治集團內部持續(xù)不斷的激烈派別斗爭的重要根源。
霍梅尼時期，新制度初建，國家處于革命和戰(zhàn)爭的特殊環(huán)境中，霍梅尼集保守的宗教領袖與激進的平民主義革命家于一身，具有超凡魅力和至高無上的宗教及政治權威。這一切暫時掩蓋了伊斯蘭共和國的制度性弊端。隨著革命進入“熱月”階段，兩伊戰(zhàn)爭結束，霍梅尼逝世，“伊朗模式”立刻陷入危機，統(tǒng)治集團不得不進行改革，采取較為務實的政策。
第一次嚴重的政治危機似乎是由霍梅尼逝世引發(fā)的選擇繼承人的危機，但實際上是更為廣泛深刻的憲政危機。1979年憲法不僅因找不到符合條件的新法基赫而無法運作，而且難以適應革命后正常化及戰(zhàn)后重建的客觀需要。1989年修憲解決了霍梅尼的繼承人問題，緩解了行政權力過于分散的弊端，但并未從根本上解決政治體制的內在矛盾。修憲后，任法基赫的條件降低，己故霍梅尼的一些非正式權力制度化，同時總統(tǒng)的行政權力顯著加強。結果，法基赫職位的宗教權威削弱，法基赫職位趨于世俗化，非民選的法基赫與民選的總統(tǒng)在政治合法性和權力方面的競爭性更突出，從而播下新的結構性政治危機的種子。
伊斯蘭經(jīng)濟模式的失敗同樣顯而易見。伊朗具備發(fā)展民族經(jīng)濟的得天獨厚的優(yōu)越條件，其石油蘊藏量占世界的9%—10%，天然氣蘊藏量占世界的12%—15%，經(jīng)濟現(xiàn)代化在巴列維王朝后期己達相當水平。然而，革命后當局不僅未能兌現(xiàn)其經(jīng)濟承諾，國內生產(chǎn)總值反而持續(xù)下降。1977—1996年，伊朗的國內生產(chǎn)總值下降了大約1/3，按人均計算下降了50%,即使根據(jù)官方顯然保守的統(tǒng)計，在此期間人們的平均生活水平也下降了20%（33）。
伊朗伊斯蘭革命推翻了巴列維王朝的專制統(tǒng)治，摧毀了歷史悠久的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國，實現(xiàn)了真正意義上的民族獨立，無疑有一定的進步意義。與歷史上的神權制不同，革命后建立的神權制帶有這樣那樣的政治現(xiàn)代主義因素，因此不能簡單地全盤否定，應該把它看做是伊朗現(xiàn)代化進程中各種復雜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它既有進步的成分，又有落后保守的成分，既有適應現(xiàn)代化的成分，又有不適應現(xiàn)代化的成分。
然而，伊朗伊斯蘭革命畢竟是由傳統(tǒng)主義力量領導的、以傳統(tǒng)主義意識形態(tài)為旗幟的社會政治運動，其基調是反現(xiàn)代化的。革命后建立的政治制度在本質上是傳統(tǒng)主義的神權政治。“法基赫的監(jiān)護”實質是以法基赫為首的烏拉瑪以真主的名義壟斷國家權力，以伊斯蘭的名義對社會實行全面控制。揭開神圣的宗教面紗，不難發(fā)現(xiàn)“法基赫的監(jiān)護”實際上體現(xiàn)了清真寺和巴扎的世俗利益，尤其是革命后掌權的烏拉瑪政治精英和與他們有千絲萬縷聯(lián)系的巴扎商業(yè)精英的政治經(jīng)濟利益。全面伊斯蘭化不僅意味著教士專政，而且意味著保留傳統(tǒng)的“瓦克夫”和巴扎，意味著教士通過龐大的宗教和政治基金會壟斷經(jīng)濟，甚至意味著烏拉瑪政治精英和巴扎商業(yè)精英的權錢交易和“關系至上的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20世紀80年代后，隨著激進平民主義日趨式微，除了意識形態(tài)和統(tǒng)治精英不同之外，毛拉統(tǒng)治的伊朗同巴列維家族統(tǒng)治的伊朗在政治和經(jīng)濟權力結構方面并無明顯區(qū)別。盡管伊朗擺脫了外國控制和君主專制的羈絆，但帶有濃厚的傳統(tǒng)主義色彩的政治和經(jīng)濟體系構成伊朗民族進一步現(xiàn)代化的嚴重障礙。
“法基赫的監(jiān)護”遲早會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為了“純潔”被專制君主的世俗化敗壞的社會，需要伊斯蘭化和教士壟斷權力；壟斷的政治權力使教士腐化，敗壞伊斯蘭的聲譽，從而為重新世俗化鋪平道路。據(jù)官方最近統(tǒng)計，德黑蘭75%的青年逃避禱告。由于宗教或“價值觀”現(xiàn)在同“骯臟的政治”聯(lián)系在一起，許多虔誠的穆斯林擔心公眾會完全拋棄伊斯蘭教（34）。實際上，早在霍梅尼于1989年宣布伊斯蘭政治國家的法律高于沙里亞法時，世俗化進程就己經(jīng)開始。十多年來，世俗化在經(jīng)濟和外交領域取得長足的進展，即使在政治和社會文化領域，世俗主義成分的増加也是不爭的事實。
法基赫職位日益世俗化和世俗權力在民選機構的節(jié)節(jié)勝利，正在改變政治權力的分布和運作規(guī)則。當今伊朗，盡管教士作為一個整體仍然把持權力，但己不存在霍梅尼那樣大權獨攬的法基赫，也不存在“領袖”與總統(tǒng)之間和諧的共治，伊斯蘭主義意識形態(tài)業(yè)己破產(chǎn)，政治體系因統(tǒng)治集團的派別斗爭而四分五裂。有伊朗學者甚至認為目前伊朗處于某種無政府狀態(tài)，各個政治精英掌握一部分權力，連哈梅內伊也不例外（35）。
近年來，深刻的意識形態(tài)、政治和經(jīng)濟危機交織在一起，困擾著伊朗伊斯蘭共和國，“5月23日運動”的興起和1999年7月危機的爆發(fā)就是這些危機在政治上的反映。7月危機的平息是哈梅內伊與哈塔米妥協(xié)的結果，伊朗社會和政治經(jīng)濟體系的內在的尖銳矛盾并未解決。人口結構中不滿現(xiàn)狀的受過教育的城市年輕人為數(shù)眾多和嚴峻的經(jīng)濟形勢使局面具有潛在的爆炸性。在政治現(xiàn)代化進程中長期步履蹣跚的伊朗再次處于十字路口。
作者：李春放，1950年生，副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100006 來源：《歷史研究》 , 2001 (6) :144-156
注釋：
（1）激進派教士集團成員多為出生貧寒的下層青年教士，主張通過革命推翻國王和君主制，建立伊斯蘭政府。
（2）參見Ervand Abrahamian，Khomeinism：Essays on the Islamic Revolution，Los Angeles，1993，p.12。
（3）霍梅尼的《伊斯蘭政府》的英譯文全文，見Imam Khomeini，Islam and Revolution：Writings and Declarations，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Hamid Algar，London，1981，pp.25-166。
（4）“法基赫”（Faqih）—詞的含義是伊斯蘭教法學家。
（5）關于霍梅尼的經(jīng)濟思想，參見Abrahamian，Khomeinism，pp.39-45；Oliver Roy，The Failure of Political Islam，London，1994，pp.138-140。
（6）Mohsen M. Milani，The Making of Iran’s Islamic Revolution；From Monarchy to Islamic Republic，Oxford，1988，pp. 87-88.
（7）Oliver Roy，The Failure of Political Islam，pp. 177.
（8）Ervand Abrahamian，Khoneinism，pp. 132-133.
（9）“伊斯蘭主義”是一個可以有多種定義的概念。筆者在此用“伊斯蘭主義”這個術語泛指一切試圖把《古蘭經(jīng)》和伊斯蘭法（沙里亞法）作為社會行為準則的思潮、組織、運動和制度等。
（10）西方著名的伊朗史權威凱蒂是持此種觀點的學者之一。他認為，“第三世界主義是將第三世界（大致指亞非拉地區(qū)）視為受西方剝削和嚴密控制的一種觀點”。參見Nikki R. Keddie, Iran and the Muslim World: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New York，1995，pp. 213-215。
（11）伊朗1979年憲法的英譯本，參見The Constitution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Islamic Propagation Organization，246，Tehran。該書沒有注明出版日期。
（12）“馬迦”（marja）是在世的什葉派最高宗教權威，霍梅尼的得力助手中無人具有“馬迦”頭銜。
（13）1989年7月修訂后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憲法》英譯本，載ICL-Iran-Constitution，http//www.-uniwuerzburg.de/law/ir00000.Html。
（14）“國家緊急事務委員會”的英文譯名是the Nation’s Exigency Council或the Council of Expediency。
（15）參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憲法》。此外，參見Ladan Boroumand and Roya Boroumand，”Is Iran Democratizing? Reform at an Impasse”, Journal of Democracy，Vol.11，No.4，October 2000，pp.117-119。
（16）Said Aimir Arjomand，The Turban for the Crown：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 163, 171.
（17）Sepehr Zabih，Iran since the Revolution, London，1982，pp.34，68-70；Mohammed Amjad，Iran: From Royal Dictatorship to Theocracy，New York，1989，pp. 132-133.
（18）Stephen C. Fairbanks，”Theocracy Versus Democracy：Iran Considers Political Parties”，Middle East Journal，No.1，1998，pp.20-22.另據(jù)Milani，The Making of Iran’s Islamic Revolution一書中的大事記，霍梅尼于1987年7月解散了伊斯蘭共和黨，見該書p. xxiv。
（19）Said Aimir Arjomand, The Turban for the Crown，pp.167-169；Sepehr Zabih，Iran since the Revolution，p.34.
（20）Mohsen M. Milani，The Making of Iran’s Islamic Revolution，pp. 200-203.
（21）Mohsen M. Milani，The Making of Iran’s Islamic Revolution，pp. xxiii，200—203；Mohammed Amjad，Iran：From Royal Dictatorship to Theocracy, p. 143.
（22）Mohsen M. Milani：The Making of Iran’s Islamic Revolution，pp. 200-203.
（23）Cheryl Benard and Zalimay Khalilzad，The Government of God: Iran’s Islamic Republic，New York，1984，pp. 148-155.
（24）Anoushiravan Ehteshami，After Khomeini：The Iranian Second Republic，London，1995，p. 30.
（25）David Menashri, ”Revolution at a Crossroad: Iran’s Domestic Politics and Regional Ambitions”，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Policy Paper No.43，1997，p.28.
（26）Anoushiravan Ehteshami，After Khomeini：The Iranian Second Republic，p.104.
（27）Mohsen M. Milani，The Making of Iran’s Islamic Revolution，pp. 232-240.
（28）“5月23日運動”在伊朗按伊斯蘭教歷通常被稱為“Do-e Khordad Movement。
（29）The Middle East Institute，Iran’s Elections：Implication for US Policy，Washington，1997，p.6.
（30）MERIP’s Special Correspondent in Iran，”Report from Iran”，PIN5，July 15，1999，Http://vww.merip.org/pins/pin5.html.
（31）Oliver Roy，The Failure of Political Islam，pp.40-41，61-64。
（32）Oliver Roy，The Failure of Political Islam，pp.139.
（33）Eliyahu Kanovsky，Iran’s Economic Morass：Mismanagement and Decline under the Islamic Republic，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1997，p. ix.
（34）Ali Mudara，”Iran’s Reform Dilemma: Within and Against the State”，PIN30，September 12，2000，MERIP’s Press Information Notes，http//www.merip.org/pins/pin30.html.
（35）旅美伊朗女學者娜法斯博士（Azar Nafasi）于2001年3月21日在華盛頓接受筆者的訪談時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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