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冷戰期間的東南亞認知

二戰的失敗重創了日本海軍，也重創了日本海權思想研究。直到20世紀60年代，日本海權思想研究才再度興起。這一時期，日本海權思想研究最為著名的學者當屬已故京都大學教授高坂正堯。基于日本獨特的地理環境，高坂正堯指出，“日本既不在東方也不在西方”[19]。總結二戰中日本戰敗的教訓，高坂正堯認為，日本的戰敗源于戰略選擇上的失敗——日本作為一個海洋國家，不與海洋國家合作，反而與之對抗。美國海軍打敗了日本海軍，建立海權和與海洋國家為伍是日本應該吸取的教訓。日本的國民是“通商國民”，日本的邊疆在浩瀚的海洋。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是海洋國家，日本的未來在海洋[20]。

在強調要與海洋國家為伍的基礎上，高坂正堯進一步指出，“為了對抗來自中國大陸的威脅，美國的保護是必要的，日本有必要發展以美國為中心的太平洋安全保障體制。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對美國的依存度就會增加。上述做法的替代方案是保持中立主義，也就是與中國共產黨保持友好關系，采取行動促進親善。但是這種情況下，日本就可能失去與中國共產黨關系的獨立性。”[21]基于上述分析，高坂正堯提出“海洋國家日本的構想”，提倡在限制軍備條件下實現“海上通商國家”的模式。同時，他也強調，“在日本周邊，南中國是存在于世界史中的‘海’”[22]肯定了南海對世界史發展的重要意義。

這一時期的日本海權思想是在總結戰敗教訓的基礎上形成的，也深受國際冷戰格局的影響，南海的戰略價值再度受到關注。第一，它借鑒了18世紀以來“海洋立國論”的思想，是在充分反思二戰戰敗教訓的基礎上，繪制日本海洋國家的藍圖并探討未來走向海洋國家的路徑。可以說，戰后日本的海權思想具有一定的傳承性。第二，在美蘇兩極格局的國際背景下，高坂正堯等“海洋派”學者將美國定義為與日本相同的“海洋國家”，將中國定義為“大陸國家”，試圖從西方海權學說中為日美同盟、“親美反中”等政策尋找到理論依據，滿足了當時冷戰格局背景下鞏固日美同盟的政治需要。第三，從高坂正堯強調“南中國海”的歷史意義可以看出，盡管戰后初期東南亞尚未在剛剛復蘇的日本海洋戰略研究中扮演主要角色，但南海的戰略價值已經引起海洋派學者的關注。

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佐佐木忠義、堀元美、曾村保信等人先后出版《海洋開發》（6卷本）、《海洋防衛學入門》、《海洋的生命線：海上航道問題的焦點》等著作，科技資源調查會、日本經濟調查協議會、石油開發公團等機構也紛紛提出關于海洋開發的報告[23]。它們與大量的海洋系列出版物一起，提高了日本社會、日本政界對海洋的重視程度。這一時期，學者和社會團體是日本海權思想研究的主要群體，其研究領域涉及國家安全戰略與政策、經濟開發等多個方面，但專門的區域性研究相對較少，基于海權視角對東南亞地區的研究并不多見。

三 20世紀90年代的東南亞認知

冷戰結束之后，日本國內先后涌現出一大批海洋研究的學者與智庫。學術界與政界、經濟界、輿論界一起，積極鼓吹“海洋立國”的思想，形成日本海權思想研究的新高潮。

這一時期，東南亞引起日本學界和戰略研究界人士的廣泛關注。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是，主張加強日本與東南亞國家的經濟聯系，提高日本在南海海域的政治影響力，進而實現“海洋立國”的目標。早年任教于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曾于1999年成為小淵內閣“21世紀日本的構想”懇談會成員的川勝平太是秉持這種觀點的代表性人物。首先，川勝認為海洋是日本生存的根本條件。通過對近代以來日本發展軌跡的重新審視，川勝指出：“戰后日本人的歷史觀是以唯物史觀與生態史觀為代表的陸地史觀……在日本近代歷史中，即使僅從日本明治時期以來被納入到‘自由貿易體系’這一事實來看，不言而喻，海洋是國家生存的根本條件。對日本文明的興衰而言，東海海域、南中國海海域一直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24]他提出“21世紀日本國土構想”：從鄂霍次克海開始，經過日本列島，包括朝鮮半島、中國內地的東部地區和臺灣、東海、南海，直到東盟的大部分區域和澳大利亞的北部，是“海洋豐饒半月弧”地帶，日本處在該半月弧地帶的關鍵位置，這個地帶將在21世紀發揮主導作用，日本將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并開拓自己的海洋國家道路[25]。其次，川勝主張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在南海發揮日本的影響力。為了實現日本“海洋立國”的目標，日本不僅要依靠日美同盟，還要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川勝平太強調，如果日本推動九州和沖繩地區的自由貿易圈合作，與其關系密切的臺灣就會加入進來，“如果說日本九州、沖繩與臺灣由此可以包圍中國這種看法可能不太恰當，但的確可以形成這種態勢。臺灣如果能和東盟繼續形成貿易圈，就可以在更廣范圍內把東海、南海包圍起來。這些人最擔心什么？是中國的南沙群島。但是對此最能夠形成牽制的，是日本主動承擔義務。”[26]川勝平太強調，日本應當與東南亞國家等共同構建“西太平洋聯合”[27]。

從立足點來看，這一時期川勝平太的思想與二戰后高坂正堯的思想均是從日本近代以來的歷史出發，試圖在反思歷史的基礎上總結國家發展的經驗教訓，并提出未來的國家發展戰略。然而，兩者的思想仍存在許多不同之處。首先，從理論淵源來看，高坂正堯的海洋國家構想吸收了林子平的“海國”思想與馬漢的“海權”思想，而川勝平太在吸收上述思想的基礎上，還借鑒了美國地緣戰略學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邊緣地帶理論”。正因如此，與高坂正堯側重強調的“日本應當與海洋國家為伍、與大陸國家相對抗”，特別是與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海洋國家美國聯合的觀點有所不同，川勝平太更注重東南亞國家的作用，強調日本應當與同處“邊緣地帶”的東南亞國家聯合起來，共同“包圍中國”。其次，從安全保障的現實需求來看，川勝平太與高坂正堯對于日本的角色認知也截然不同。盡管高坂正堯認識到了在安保問題上依賴美國可能帶來的弊端，但他認為太平洋安全保障體制必須以美國為中心，日本需要美國的保護；川勝平太則更強調日本的主動性、主導性。日本不僅要在地區安全中主動承擔義務，還要主動發揮對東南亞國家的領導作用，即日本應當利用處于“海洋豐饒半月弧”的關鍵位置的地理優勢，在“西太平洋聯合”中發揮主導作用。當然，這種思想的變化與冷戰結束后國際格局的演變、亞太地區局勢及日本國內政治的變化密不可分。

此外，在此時期，日本一些智庫也開始關注海洋問題，其中“船舶與海洋財團”和“日本國際論壇”頗具代表性。一方面，為推進海洋戰略，日本“造船振興財團”更名為“船舶與海洋財團”（通稱為“海洋政策研究財團”）[28]，從重點關注造船問題到全方位地研究海洋問題，成為這一時期日本智庫積極拓展海洋研究的縮影。另一方面，以伊藤憲一為理事長的日本政府智囊機構“日本國際論壇”自1998年起，啟動了一個為期4年的系列研討會項目——“海洋國家日本：其文明與戰略”研討會，并將討論內容以系列叢書的形式出版，推動日本社會各界對海洋問題的討論。參與該研討會的成員既有時任眾議院議員愛知和男這樣的政界人士，也有秋山昌廣、佐賴昌盛、田中明彥、五百旗頭真等戰略研究界、學術界人士[29]。研討會對東南亞國家亦有涉及。以1999年的研討會為例，時任東京大學教授田中明彥在題為《中國的上升與東亞勢力均衡的變化》的報告中，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南沙群島的情勢以及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予以關注[30]。在圍繞該報告進行的討論中，和光經濟研究所理事長吉田春樹、日本知名物流企業山九株式會社總裁中村公一又進一步闡述了東南亞是日本海上運輸通道的重要環節，也是亞洲經濟圈的組成部分，對于海洋國家日本具有戰略意義[31]。由此可見，這一時期，很多學者開始參與智庫研究，與政界、經濟界人士共同探討海洋問題，東南亞以其獨特的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地位引起了廣泛關注。

四 21世紀以來的東南亞認知

21世紀以來，日本政、學、官、軍界密切配合，在國內掀起了“海洋國家”研究的熱潮。東南亞不僅被視為“海運咽喉”，該地區國家也被視為“戰略伙伴”、“海洋盟友”和“安保對象”。東南亞成為日本海權思想研究的重點，并出現兩種觀點的爭論。

一種觀點主張，東南亞國家是日本建立“邊緣地帶海洋國家聯盟”的關鍵，日本應當與東南亞國家“建立海洋聯盟，與中國等大陸國家對抗”。其中，時任民主黨安全與外交政策專家長島昭久的觀點頗具代表性：第一，在學理依據上，他也運用了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邊緣地帶理論”分析亞太地區國際關系，認為“俄羅斯、中國等大陸國家位于亞歐大陸的‘心臟地帶’……從日本到臺灣、東南亞群島和印度的地區是‘自由貿易的故鄉’。這個地區與從英國、西歐到印度的‘印度之路’相連，形成了邊緣地帶”。“在快速發展的經濟中，海上貿易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如果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國家能夠進行合作，就會對位于心臟地帶的大陸國家產生影響”[32]。因此，長島昭久倡導建立“邊緣地帶海洋國家聯盟”（Rimland-Maritime Coalition），將那些以民主主義和自由經濟為主要價值觀、依靠海洋貿易立國的國家聯合起來。第二，在戰略縱深上，長島昭久在川勝平太倡導的“西太平洋聯合”的基礎上拓展了海洋同盟的范圍，不僅將東南亞國家視為日本對抗大陸國家必須聯合的對象，還將關注的范圍從東南亞地區延伸到澳大利亞、印度等地。第三，在同盟關系上，長島昭久強調日本在“邊緣地帶海洋國家聯盟”中對東南亞國家等的領導。他認為，“美軍是亞太地區和平與安定的基礎，作為給美國駐軍持續提供特別戰略支援的國家，日本有權利在這一地區發揮政治的領導權”[33]。換言之，為了對抗心臟地帶的大陸國家，東南亞國家既是日本積極爭取的潛在盟友，也被視為日本未來領導的對象。

長島昭久等人的上述觀點遭到以著名評論家、原《朝日新聞》主編船橋洋一為代表的一些人士的強烈反對。在《“海洋民主主義聯合”的陷阱》一文中，船橋洋一指出，將海洋與民主主義捆綁在一起，作為判斷新的國際秩序的依據并不合理。第一，將中國置于單純的“大陸國家”的位置上，不能充分判斷中國未來戰略的方向。因為中國不僅有眾多的陸上鄰國，還擁有“11個沿海省份，3.2萬千米的海岸線，近7000個島嶼，沿海地區人口達4億”[34]。因此，不應把中國置于日本的海洋戰略之外，將中國納入日本海洋戰略的考量非常重要。第二，不能忘記東亞是海洋文明圈。在“東盟+3”這13個國家中，只有老撾為內陸國，其他國家均擁有綿長的海岸線。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更是擁有眾多島嶼的國家。單純強調日本與美國、澳大利亞、印度等海洋民主主義國家的聯合，實在太刻意。第三，人道主義救援活動等并非民主主義國家所特有，災害救助等活動需要發揚地區主義精神，協調開展行動。第四，海洋民主主義聯合的重要作用和使命，是形成保障海上航行自由和海洋安全的機制，這也不是海洋強國憑借一己之力就能形成的。馬六甲海峽的航行自由與航行安全，必須依靠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等沿岸國的協調。在尊重各國主權的基礎上，實現國際共同巡邏。第五，制定海洋機制，保護海洋環境是巨大的課題。一國海洋污染會對沿岸國造成影響，因此海洋需要大家的共同保護。因此，無論是海上航行自由還是海洋環境保護，按照“海洋國家”與“大陸國家”的陣營考慮海洋問題，是非常愚蠢的[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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