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6月14日，鄧小平簽署了一份文件：保留北京、沈陽、濟南、南京、廣州、成都、蘭州等軍區，撤并武漢、福州、昆明、烏魯木齊等軍區。把原來的11個大軍區合并成為 7個軍區，4個軍區將被撤銷。

每一個軍區都是一部歷史，這些大軍區，都有各自精心設計、建造的戰備機構，有許多具有光榮歷史的部隊番號、代號和名稱，更有在數十年建設中與地方、地域共生共長的具有鮮明特色的軍隊文化內涵和精神風貌，這都是成千上萬人花了幾代人的心血才建設和形成的，一旦被撤銷，無論從工作、生活和情感上講，并不比戰爭年代的“殘酷”遜色多少。

在處理成都軍區和昆明軍區撤與留的問題上，還真就鬧出了一些誤解和訛傳，一種所謂“成昆之變”的說法，一度還廣為流傳。

原來，大家最初的基本傾向是成都合并到昆明軍區，方案也的確是這么報的。當時有人想，昆明軍區是小平同志的二野部隊，是全軍唯一還有作戰任務的大軍區，不可能裁。這樣的軍區被合并，從感情上是難以接受的。但是，在后來的反復論證中，認為昆明合并到成都更為合適的意見逐漸占了上風，這其中最大的一個因素就是因為成都軍區距離西藏最近、最便利，幾十年來一直承擔著保衛西藏、作為西藏戰略后方的重任。而且成都又是西南地區經濟和文化的中心，歷代軍事重地，交通發達，人口眾多，物產豐富。而軍區指揮機關如果設在昆明，戰略縱深比較短，一旦有情況，不利于部隊的機動和調動。于是，大家又一致認為還是昆明合并到成都更合適。 鄧小平等人的態度是，沒有說某個部隊就是誰的，應該怎樣，而是要考慮全黨全軍和國際國內形勢的需要。他相信自己的老部隊會交上一份讓人滿意的答卷。1985年8月31日，昆明軍區結束辦公。從接到撤銷命令到最終畫上句號，只用了3個月。

在面臨被撤銷的福州軍區，有些干部要軍區司令員江擁輝找中央軍委首長做工作。江擁輝語重心長地勸大家：“百萬大裁軍是黨中央、中央軍委做出的英明決策，我們必須無條件服從。至于撤銷哪個軍區，要等軍委決定，我們誰也沒有權力去干擾軍委決策。我自己不能去找門子，也不準你們去拉關系。”

軍區撤并后，隨之而來的就是裁撤軍級單位。36個野戰軍從軍長到戰士，都面臨進退去留的問題。陸軍部隊的建制單位有1/4要撤銷，這其中包括那些有著幾十年光榮歷史、立過赫赫戰功的部隊。

第68軍是一支功勛卓著的部隊，現代京劇《奇襲白虎團》的原型就出自這里，但部隊依然成為被裁撤的對象。軍史還沒寫完，部隊就要撤銷了，時任68軍某師政治部主任的吳明錄回憶起這段經歷時哽咽落淚：“家沒有了，廟沒有了，很多人不能接受。而我們的頭等大事是還要安撫干部及家屬的情緒，我內心非常痛楚……”1985年9月4日，第68軍番號被撤銷，永遠從解放軍序列中消失。

濟南軍區某團，前身是毛澤東于1929年在井岡山組建的“中央軍委警衛營”；抗日戰爭時期，改為“八路軍總部特務團”，內稱“朱德警衛團”。在著名的保衛黃崖洞戰斗以后，毛澤東在給朱德的賀電中號召：“全軍學習‘朱德警衛團’黃崖洞守備戰。”這個團轉戰南北，聲譽日隆。該團要合并組建的風聲傳開后，干部、戰士一時想不通。于是，團隊請來老政委講傳統，組織重新認識團史，“針尖對麥芒”地對出現的各種問題做思想工作。

時任13軍某師政委的柴家信回憶：“有一個連隊的所有人在走之前，都給領導跪下了，戰友之情，情深似海，特別是經過戰爭以后，感情更深厚。戰士走的時候，沒有什么東西可以帶走，就是一點兒被子，自己的軍裝，其他沒有了。這些人，真是無私奉獻啊……”

軍人的天職是服從命令，誰對自己的老部隊沒有感情呢，正因為如此，才不能抹黑。許多普通故事的背后，是一支支英雄部隊對作風和榮譽的珍視和維護，他們知道這支部隊軍旗可以消失，但魂魄必將永遠存在。

在裁軍中，最棘手的問題就是干部的安置。除去少部分老干部、創建共和國的有功之臣離退休外，一夜之間，軍隊有60萬干部被列為“編外”，大部分“編外”干部只有轉業一條路。

時任1軍某師副團長的翟耀娃一直清晰地記得接到轉業通知時的情景：“當時重大的軍事演習、比武活動，我都是領兵在先，沖鋒在前。那天星期六，我正領著我們團參加司令部比賽，全師機關干部手槍比武，我打了全師第一名。星期天我打算把這個比武總結寫寫，準備參加表彰。沒想到，星期一組織上通知我轉業，就這么突然。”

14歲就入伍的翟耀娃一直是部隊的重點培養對象，以他當時的軍事素養，再干幾年，就能順理成章地走上團長、師長的崗位。但按照當時鄧小平提出的作戰部隊“團職干部30歲左右，師職干部40歲左右，軍職干部50歲左右”的方案，已年近40歲的翟耀娃，顯然超過了規定的年齡。和他一樣，當時很多有著優秀素養的軍人干部，在人到中年時，卻突然面臨離開熟悉的軍營，重新開始今后的人生。

這60萬干部要在三年之內退出現役，在地方得到適當安置，這不僅需要軍隊自身的努力，更離不開地方的理解和支持。由于當時地方上的工作崗位也比較緊張，同樣面臨精簡機構的問題，部隊不得不做出規定，按照降低職級的原則對軍轉干部進行安置。

據統計，1985年至1987年間，全國共設立軍轉干部培訓中心60多個，舉辦軍轉干部培訓班1萬余次，大部分轉業干部得到了妥善安置。

這些把一生中最好時光交給祖國和人民的軍人，面對今后陌生的生活，沒有戰場上死的壯烈和生的吶喊，只是一個默默遠去的背影。而在和平年代，軍人這種別樣的“犧牲”，同樣構成一幅幅動人心魄的畫卷。許多人的命運就此改變，有的人將星閃耀，有的人成為企業家，有的人默默無聞操勞一生。

百萬大裁軍開啟中國強軍之路

1987年4月4日，在全國人大六屆五次全會舉行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徐信自豪地宣布：“中國人民解放軍精簡整編的任務已基本完成！裁減員額100萬后，軍隊的總定額為300萬。”

到這一年，人民解放軍各總部、各軍兵種、各大軍區和國防科工委機關及其直屬單位，撤并機構，人員編制精簡近一半；將原來的11個軍區合并為7個大軍區；減少軍級以上單位31個；撤銷師、團級單位4050個；機關、部隊的76種職務由軍官改為士兵擔任；官兵比例降低到1∶3.3……

人們注意到，百萬大裁軍成為時代的分水嶺。中國軍隊實現了戰略性的轉變――朝著現代化軍隊轉型的方向開始明確，開啟了中國特色精兵強軍之路的偉大進程。

大裁軍后，實現了軍隊結構戰略性大調整，宣告了“大陸軍時代”的終結，從陸軍“一軍獨大”到海、陸、空、二炮科學搭配；從單一兵種到合成兵種，到誕生陸軍航空兵、海軍陸戰隊等新型兵種；從各自為戰到體系作戰，各軍兵種比例結構進一步趨向均衡合理。它改變了以數量衡量戰斗力的傳統思維定式，打破了以軍隊規模效應滿足國家防衛的傳統建設模式，在重塑均衡協調的軍力結構方面進行了深入且帶有革命性的探索。

裁軍決策者鄧小平更是敏銳地捕捉到“現代戰爭是合成軍作戰”的重要發展趨勢，他對技術力量發展極為重視，強調精簡主要是減步兵，不是減技術兵種，要有強大的空軍，把海軍“搞大一點”，“根據軍隊裝備不斷改進的情況，搞些合成軍、合成師”。 凡保留下來的陸軍，軍級建制全部改編為“合成集團軍”，裝甲兵的全部、炮兵的大部及部分野戰工兵部隊，劃歸集團軍建制，同時充實擴編通信、防化、運輸部隊，有的還增建了電子對抗部隊。與原陸軍的軍相比，集團軍的火力、突擊力、機動能力都有所加強，提高了現代條件下的合成訓練和作戰能力。合成集團軍的組建，“從某種意義上講，不亞于在戰爭年代開辟一個根據地”。

此外，與精簡整編同步進行的還有軍隊人才培訓體制的變革。為了加大對新型軍事人才特別是聯合作戰的指揮人才的培養，國防大學在這個背景下成立，成為部隊院校體制變革的一個標桿。對三總部、大軍區、軍兵種的領導班子的調整配備提出“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方針。調整后的三總部領導班子的人數比原來減少23.8%，大軍區領導班子的人數比原來減少一半。在平均年齡上，由原來的64.9歲下降到56.7歲，每個班子中都有40歲、50歲、60歲左右的干部，基本上形成了梯次結構年齡。知識結構也進一步改善，一批德才兼備、年富力強的干部走上軍隊高級領導崗位。

在大裁軍之后的1985年至1997年的12年間，中國國防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4.26%下降到1.03%；占國家財政支出比重從9.56%下降到8.80%。與此同時，國家加大了對經濟、科技的投入，為軍隊發展武器裝備和改革體制編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科學處理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的關系問題提供了全新模式。這些寶貴經驗都為以后的軍隊建設提供了科學鏡鑒。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在《鄧小平時代》一書中論述到：“鄧小平給接班人留下了一支規模更小，教育水平更高，對現代戰爭的要求理解更深刻的軍隊，以及一個更強大的民用經濟與技術基礎，使他的接班人得以繼續致力于軍事現代化。”

30年后的今天，2015年9月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中，又鄭重宣布“中國將裁減軍隊員額30萬”。這次裁減重點是壓減老舊裝備部隊，精簡機關和非戰斗機構人員，調整優化軍隊結構，將使中國軍隊總員額減至200萬。此舉充分彰顯了中國同世界各國一道共護和平、共謀發展、共享繁榮的誠意和愿望，也展示了中國推動國際軍控和裁軍的積極的負責任的態度。而此次的勝利日大閱兵，不僅是對抗戰歷史、精神的傳承，同時也展示了多年來中國強國強軍的偉大成就。

中國大裁軍舉世矚目，為世界和平做出了貢獻，受到全世界的稱贊。每一次“瘦身”都是一次嬗變，其意義深遠，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精兵強軍之路開辟了通道。在血脈延續的歷史傳承中，中國人民解放軍將以更加嶄新的面貌肩負起新時代的使命。

作者：宗文，原載于《文史博覽》201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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