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滅亡后，中央政府很長時間失去對東三省和蒙古的實際控制，兩大邊疆先是強鄰的角斗場，后淪為殖民地，其影響延續至今。以呂思勉為代表的民國學者將之歸咎為前清的封鎖政策，即滿蒙聯合，長期禁止漢人前往關外開墾，“現在滿蒙之地，還是彌望荒涼，都是這種封鎖政策的罪惡”。在《白話本國史》里呂氏感嘆，若早點開放移殖，在東三省設立州縣，“總比現在的情形，充實的加倍不止?！?/p>

關于清代的北方邊疆封禁政策，美國學者謝健的《帝國之裘：清朝的山珍、禁地以及自然邊疆》提出了一種新解釋。該書利用滿文和蒙文檔案，認為1760至1830年間，由于史無前例的商業擴張和人口爆炸，中國社會已到達自然環境能承受的極限。環境壓力迫使清政府采取封禁滿洲、蒙古地區的政策，結果不但重塑了“滿洲”概念，而且人為創造出比實際更為原始的自然。

謝健現任印第安納大學副教授，先后師從柯嬌燕、歐立德兩位新清史大將，他相信對于清帝國“必須從邊緣入手才能了解其結構?！币褜儆趯W派第二、第三代的謝健做的不是傳統的政治史或軍事史，而是將新清史與彭慕蘭式的環境史相結合，這也是最近十年新清史研究的新趨勢。還有一種趨勢，是像萊恩·圖姆那樣用維吾爾文等非滿文史料做研究。

以上兩種，都是大問題被研究殆盡，窮則思變的結果。滿文史料在很多方面比漢文史料更原始和豐富，這的確是事實，但另一方面，能用滿文解決的清史問題是相對有限的。從時間上說，乾隆時代的滿文檔案數量還很客觀，嘉慶年間以后漢文則后來居上。從地域而言，除了研究南京、杭州、福州等地的駐防八旗問題外，滿文檔案對于研究內陸十三省并無太大幫助。以滿文研究法制史、環境史、宗教史還有很大空間，但沒有人會用滿文研究思想文化史、社會經濟史。

在明代，東三省的女真人分野人、海西、建州三大部。元朝滅亡后不久，女真首領猛哥帖木兒歸附明朝，被授以土官衛職，成立建州左衛。建州女真有別于其他女真部的特點，是與漢族政權走得非常近，既保留了游牧民野蠻精悍之血，又率先學習中原文化和農耕文明。建州女真統一諸部，成為清政權的建立者絕非偶然。

十五世紀即明代永樂年間之后，女真一直向明政府進貢黑貂皮。貂皮制品因為稀少，被認為是身份的象征，成化年間之后在北京權貴階層中日益流行。流風所及，連朝鮮也開始流行戴貂。最早揭示明代毛皮貿易與建州女真崛起關系的是日本學者，遺憾的是中譯本未將日文論文從英文轉寫回來。

書中屢次提到的Kawachi即河內良弘，他在1971年發表的論文《明代東北亞的貂皮貿易》指出，十六世紀大量白銀通過海外貿易涌入中國，催生了一批城市富裕階層，對黑貂皮的需求迅速增大。女真商人通過控制毛皮貿易積累巨額財富，依靠他們的支持，努爾哈赤才能積累起自身的勢力。

謝健借鑒日本學者的地方還有很多，除了文中提到的松浦茂外，中譯本未翻譯的還有三田村泰助《清朝前史研究》、園田一龜《韃靼漂流記研究》、安部健夫《清代史研究》，以及巖井茂樹、柳澤明、永積陽子等學者的單篇論文。這容易讓讀者忽視《帝國之裘》其實大量借鑒了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有些在二戰之前就已經完成，當然論證更為嚴密，且加上了精巧的理論包裝。

上田信指出，清太祖努爾哈赤的建國過程，也是一個整合東北亞各民族優勢的過程。他在《海與帝國：明清時代》中寫道，努爾哈赤的政權“控制了中國東北部的毛皮、高麗人參等貿易，獲得了明朝禁止出口的農具等鐵制品，用從朝鮮等地獲得耕牛。”努爾哈赤最初通過購買漢人農民作為奴隸發展農業，與明政府開戰后，又利用俘虜加強其農業基礎。

所以清朝的迅速崛起，恰好是因為它不是匈奴、鮮卑乃至元朝那樣純粹的游牧民族政權，它優勢其實是通過有限的漢化，來支撐強大的戰爭機器。入主中原之后，清政府一方面諱言其先祖是明代衛所武官，將與之相關的只言片語全部列入禁網。另一方面，通過重塑北部邊疆的人、地和物產，在對“純凈”的追求中盡量消除漢人的痕跡，重新創造他們想象中的“自然”，一個從未被歲月侵蝕的古樸世界。

用謝健自己的話說，本書“展示在19世紀的巨變中，清廷如何想象除了一個原始的自然。清代對‘自然’的發明不僅僅在形而上和語言方面，更多的還是在敘事和意識形態層面?！痹绞羌儍舻淖匀唬驮绞切枰獜娪彩滞笞鞅Ｗo，因為地球上沒有哪塊土地未被人類接觸過，包括在美國的森林公園或蘇維埃的保護區，自然能夠保存下來，無一例外是政府干涉的結果，“絕對的荒野只能存在于絕對控制之下?！?/p>

采取特殊管理的原因，是東三省的滿洲人數量很少。據1806年的估算，黑龍江旗人僅占總人口的十分之一，連統治階層也不以滿人為主體。東三省不僅有滿人和漢人，也有墨爾哲勒、努葉勒、納穆都魯、古法廷，以及其他今天已經被人遺忘的族群，每個族群與清政府保持著特殊關系，對于他們的管理也各異。謝健認為，如果將東北地區稱為“滿洲”，或是想象其在族群上是一元的，“我們就不光抹殺了當地歷史的復雜性，也忽略了人群和族群分類在清朝的意義。”

東三省的各族人不需要像內陸漢人一樣承擔賦稅勞役，但需要向北京進貢東珠、毛皮、人參等特產：生活在嫩將河谷與黑龍江上游的的布哈特八旗負責進貢毛皮，生活在烏蘇里江上游的打牲烏拉負責提供東珠，人參由持有官方頒發“參票”的刨參人負責采摘。此制度在清前期平穩運行，但隨者美洲農作物的廣泛種植，農田的持續開墾，人口的急速增加，清中后期這些自然產品的產量忽然暴跌。

首先告急的是東珠，在18世紀末的危機爆發戰前，康熙帝已經宣布擅自采摘東珠等是犯罪行為，違反者可以被判絞刑。到了乾隆時代，清廷試圖強化對長城沿線的控制，以遏制走私，并將能否查獲東珠與官員的升降掛鉤。但東珠產量一直未見好轉，清廷不計成本，在相關流域設立層層守衛，1748年更是指示由地方最高長官吉林將軍直接監督采珠行動。這些命令悄然改變了當地的行政機構，以至于烏拉牲丁都開始扮演采珠人和巡查員的雙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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