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閥的對策

槍桿子出地盤，軍火是軍閥的命脈。在禁運的背景下，軍閥們有必要想方設法尋找替代，填上列強袖手留下的空缺。替代手段有直接關乎軍火的，也有看似無關的：禁運協議同時阻礙了軍閥抵押國內礦山、稅源去換取軍事貸款的“賣國”之路，籌措軍費全靠對內橫征暴斂來完成，如張作霖便采取了向大戶攤派、濫發通貨等手段。

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想象：軍閥的軍火獲取固然受國際政策、掌握資源、地理位置等多種因素限制，但真正決定他們手頭槍桿子的質與量的，還是軍閥大佬自己的個性。

袁氏之后掌權的皖系軍閥便是一例。皖系唯一的首領是段祺瑞，他以親日著稱，卻在“二十一條”交涉時非常強硬，未因軍備不足而畏縮；南北分裂因他而起，但直皖戰爭中，他卻不許部屬用重炮對敵，“恐火力過猛，傷亡過重。”這樣一個人，自然不能在搜羅兵器方面有所建樹，不過，他的親信徐樹錚彌補了段氏的疏忽。

為段祺瑞引進日械的就是徐樹錚。1918年，第一批日械運抵秦皇島時，段氏已辭去內閣總理一職，為幫他恢復權力，徐氏竟引奉軍入關，劫奪軍火。在對南方用兵時，也是徐樹錚以日械換取曹錕、張樹元、閻錫山等的支持。但即使是徐，也有為其他動機而忽略軍事利益的時候，1919年秋，就是他率一旅之眾遠赴外蒙去強化中國的地位，在日本關注的核心利益——滿蒙問題上與之針鋒相對。1924年段祺瑞東山再起，徐樹錚又被委為專使，到歐洲為段氏尋求軍備，據稱曾與墨索里尼談判軍援。可惜，徐在回國后不久就被馮玉祥部屬扣留殺害，皖系也就此失去了重掌實權的希望。

皖系之后崛起的直系被稱作“英美傀儡”，但其實英美只是看中他們對和平的態度。尤其是自稱“不做督軍不搶地盤”和“不借款，不入租界，不與外人勾結”的吳佩孚，深得英美在華人士及報章雜志的好評，說他有別于一般軍閥，希望中國能為他統一。然而，英美兩國的支持向來是口惠而實不至，表揚歸表揚，能查扣的軍火還是照扣不誤，也正是在直系全盛時期，英美兩國政府加強了對華的軍火禁運，雖然不是沖著直系而來，但也由此可見做英美“傀儡”完全撈不著什么好處。再加上直系軍閥本身對軍火的懈怠態度，連漢陽兵工廠的技術人員都能被張作霖挖走，他們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軍武遠遜于奉軍也就沒什么可奇怪的了。

奉系張作霖是軍閥里發展軍力的模范。他兩次入關劫奪軍火，還從西伯利亞撤退的日軍手里收貨。不過，奉軍手里的武器，主要還是來自德械與自產，日本政府方面受禁運協議限制，外加不愿看到張作霖過于強大，并未直接向他提供軍火。張作霖自己也對日本多有防范，他靠法國人培訓飛行員，并雇傭日本、英國、白俄、德國多國顧問，刻意不讓日本人形成壟斷。1925年，奉系在掌控北京政府后，進口德國、捷克軍火更為變本加厲，根據海關資料，從該年至1928年，全國進口軍械的80%以上都為奉系所購。

不光是進口，張作霖還在國產軍工方面做到了獨領風騷。他興建的沈陽兵工廠，由丹麥、日本、德國引進器材，由丹麥、荷蘭、德國、白俄、英、美多國引進人才，并從內地老廠高薪挖角，1924年大部分竣工開始作業后就取代了漢陽廠成為中國第一大廠。據齊錫生估計，1928年這個廠年生產能力約占全國一半：步槍80000桿、機關槍70-80挺，而炮的生產能力王鐵漢估計有300尊——比關內的總和還要多，還是唯一一個能造出迫擊炮的工廠。張作霖還是全國唯一企圖建立一支艦隊的軍閥，但在禁運時期，他的努力過于“山寨”：兩艘艦艇由商船改成，一艘由破冰船改造，一艘是卸去武裝的日本魚雷艇，到1927年均次第報廢。

至于其他軍系，大多因地理位置不利而多求諸自產，但遠遠做不到奉系的生產規模。如四川全省號稱有143個兵工廠，其實大多為修理廠、彈藥廠，只有少數可以生產粗糙的步槍，到1937年川軍開赴山西抗日，他們手頭也還是這類山寨武器，“往往打了二三十發子彈，不是槍機打不開，就是膛炸了。”唯一的例外，是在山西“保境安民”的閻錫山，他自建太原兵工廠保證軍火供給，是北洋時期在沈陽廠之外的另一軍工亮點。

被軍火改變的時局

前邊所講的，只是商業輸入與國內自產的軍火，它們的分配并不由中國境外的勢力決定，也就很難影響到國內的政治局勢發展。然而，尚有一種純政治目的的軍火輸入，在列強禁運的背景下進入中國，即蘇俄對廣東革命政府與馮玉祥的“無償”援助。這些軍火的到來，打破了1920年代中國的勢力平衡，并深遠地改變了之后的中國歷史，而列強費盡心力執行的禁運政策，恰恰為蘇俄滲入中國搭建了舞臺。

1920年，蘇俄穩定在西伯利亞的統治后，開始找回沙俄在遠東扮演的角色。他們與北京政府和奉天當局分別談判，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系，并索回中東鐵路的特權；第三國際派代表來華，紅軍也在1921年開進了外蒙，但蘇俄在中國還缺少一個強有力的合作對象。一開始，他們想拉攏吳佩孚，因外蒙問題無法達成妥協，便在南方聯絡國民黨，在北方聯絡馮玉祥。

1924年9月22日，第一批蘇俄輸華軍火自海參崴啟航。英國掌握了這一情報，并在隨后報告稱貨物為兩尊野炮及800桿日式步槍，但沒有采取進一步行動。10月5日，俄艦抵達虎門附近，在黃埔學生監督下起卸。次日，另一俄輪亦至，英方報稱載有2000桿步槍及若干野炮，孫元良回憶則說黃埔軍校收到500桿三八式步槍。

1925年秋，俄援軍火始大批運至。為日本政府得到情報者就有三批，合計有步槍28000桿、機槍905挺（應有夸大）、炮90尊，此外還有子彈、炮彈及飛機機件。值得一提的是，蘇俄提供的軍火多為日制，大概是紅軍更換自產裝備而淘汰下來的舊貨。1926年，又有兩批軍火運來廣州，此時已是北伐前夕。

在馮玉祥一側，蘇俄給予的軍火多經陸路從外蒙送來，很難為列強掌握情報。根據被發現的兩張收據，在1926年6月以前，蘇俄以值630萬盧布的軍火交予馮玉祥，并準備繼續付400萬盧布的軍火。軍火內容難以查考，日本情報稱有步槍、手槍、機關槍、各種炮、汽車和雙葉飛機，但數量報得過于夸張。1925年12月，馮部俄國顧問有一說法，稱馮軍現有步槍約59000桿，其中包括“最近收到的13600桿”。可以確定的是，馮玉祥特別青睞手槍，還特地跟蘇俄要來1000支俄制劍，應是用于裝備著名的西北軍大刀隊。

俄援軍火大大降低了國民黨組建自己軍隊的難度，提升了它的實力，國民政府順利統一中國，俄援應為一大原因。一直以來，在國共兩黨的宣傳里，國民革命軍的火力優勢都被刻意忽略，只強調戰爭性質、士氣精神等意志因素。然全軍采用一式步槍、餉彈充足，且擁有機關槍和炮隊，在物質上就遠勝于絕大多數軍閥部隊了。東征陳炯明時，這種對比尤其明顯，蔣介石在攻克淡水后竟告誡將士，逆軍沒有機關槍，是用一串紙炮置在洋鐵箱內封閉后引紙線燃，“在炮兵陣地上看得很清楚……以后本軍切勿上當。”

國民政府享受了俄援的優勢，并借此東風一口氣統一了全國；卻也帶來了另一個難以操控的后果，使第三國際在華站穩了腳跟，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得以壯大形成氣候。其實，孫、蔣二人一開始就意識到了這層威脅，只不過認為自己可以把控局面。蘇俄也沒有給過國民黨太寬限的選擇條件，特別是在中山艦事件后，鮑羅廷隨兩艘俄輪到廣州，他自己先乘小艇登陸，與蔣介石會談四小時，雙方達成妥協后方讓俄輪靠岸起卸軍火。這次談判如果破裂，鮑羅廷是可以把這批包含“兩萬支來福槍、數門野炮”的軍火交給共產黨控制的工團農團軍的。

比較諷刺的是，1927年4月蔣介石宣布清黨，與蘇俄決裂，日本的第一反應卻是借機游說蘇俄加入軍火禁運協議，但為俄方回絕。至于美國、英國，雖贊同國民政府反共，對禁運協議還是繼續堅決執行，連當年12月爆發廣州起義，有美籍華人前去推銷鎮壓用催淚瓦斯，美國政府得報后亦電令駐華公使要求禁止。

總的來說，國民政府應當算作列強十年軍火禁運的受益者。禁運不但增加了國民政府之對手購買海外軍火的成本，還提升了他們自產軍火的難度，國民政府自己的俄援則暢通無阻。只不過北伐二十年后，又一輪來自美國的軍火禁運把國民政府置于了受害者的地位，成亦蕭何，敗亦蕭何，民國史里的諷刺故事，又何止這一樁。

文/趙新宇 原載于《鳳凰周刊》第54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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