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個時期，中美貿易戰和華為孟晚舟事件引發國內外熱議，人們都在討論：如果中美關系進一步惡化，今后世界是否會倒向曾經為美蘇之間的冷戰格局。作為冷戰史研究學者，我希望能從歷史角度剖析彼時美蘇進入冷戰的原因，從而為我們思考當今中美關系的問題提供借鑒。

美蘇進入冷戰的過程，用最簡單的語言來概括，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步驟：蘇聯在二戰中“快速崛起”；二戰后蘇聯開始“進入國際體系”；在這一過程中“引發大國矛盾”；結果是短時間內“進入冷戰”。比照這一過程的前三個步驟，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在改革開放后借助全球化浪潮“快速崛起”，通過WTO等國際組織“進入國際體系”，又因為和與美國之間的貿易不平衡而“引發大國矛盾”，于是自然引發結果問題，即在下一個階段中國是否也會與美國“進入冷戰”？

關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美蘇冷戰原因、中蘇情況對比，以及未來如何引導與調整中美關系三大方面思考。

一、美蘇冷戰的歷史成因

總體上講，二戰結束后形成的雅爾塔體系其實為當時的“新型大國關系”提供了一種“美蘇大國合作”的基礎。在該基礎上，如果處理得當，蘇聯其實完全有可能平穩地融入到戰后國際體系當中來，并且發揮大國作用。但是，真實的歷史卻是戰后美蘇很快就走向了冷戰。如今我們回顧歷史，主要有以下原因：

1. 美國率先發難

在冷戰起源的問題上，如果一定要追溯源頭，確實應當說是美國方面率先發難引發了后續的一系列美蘇對峙。從現在解密的大量美國、蘇聯檔案來看，從羅斯福1945年4月去世到1947年6月馬歇爾計劃出臺前，蘇聯并沒有計劃直接挑戰美國，事實上也確實沒有觸碰美國的直接利益。這段時期內美蘇關系的基調是美國在政策取向和輿論導向上為將來遏制蘇聯埋下了伏筆。

之所以呈現這樣的局面，要分別從蘇聯和美國兩個方面分析。當時蘇聯無論軍事還是經濟實力都遠遜于美國，斯大林不會，也不應該主動挑戰美國。蘇聯是雅爾塔體系的倡導者和獲益者，更沒有動機破壞既有格局。事實上，斯大林采取了一系列方針和措施來保證雅爾塔體系的運作。早在1942年1月蘇聯領導層就開始考慮戰后的安排問題，并與英美頻繁接觸，很快確定了戰后與西方合作的基本方針。

1943年5月，斯大林突然宣布解散共產國際，充分表明了蘇聯放棄以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為基本任務的世界革命方針的意向。在戰爭接近尾聲和戰后初期，蘇聯則大力推行以建立“聯合政府”為目標的對外政策，這種政策在其勢力范圍之內，體現為推動建立多黨聯合執政的議會政府，不強制推行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在其勢力范圍之外，則“勸告”各國共產黨放棄武裝力量，以合法身份參加議會選舉和組建政府。

但是，蘇聯的舉措并不能讓美國徹底放心，根本問題還是意識形態分歧。毫無疑問，美國是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典型和代表，其意識形態中反共、反蘇的理念十分明顯。不過，美國總統羅斯福在戰爭期間形成的反法西斯聯盟中看到了未來世界走向和平的希望，并提出了一系列在戰后與社會主義蘇聯和平相處、共同發展的想法和主張。從大西洋憲章到聯合國家宣言，再到后來雅爾塔會議通過的諸文件，基本上體現了羅斯福的這種理念。

然而，自二戰后期開始，面對蘇聯的崛起和日益強大，美國傳統的意識形態有所加強，特別是在羅斯福去世和美國掌握核武器的情況下，美國國會遏制蘇聯的呼聲占據上風，政府各部門也逐漸為強硬派所控制。雖然美國尚未啟動全面對對抗蘇聯的機制，但在共同占領德國、向蘇聯提供貸款、戰后賠償、原子能合作等一系列問題上反映出，美國的心態就是把蘇聯置于“敵對勢力”或者至少是“潛在敵對勢力”的位置。

2. 蘇聯應對失當

美國的右翼和強硬派逐漸抬頭，邁出了發起冷戰的第一步。在這種情況下，是不是說蘇聯就別無選擇而必然和美國滑向全面對抗？其實也不是，但蘇聯的應對出現了問題。蘇聯如果應對得好，對抗的局面不排除會緩解甚至終止；但它應對得不好就加速了對抗升級。蘇聯應對不佳主要是因為斯大林的一些舉措嚴重加劇了美國本已存在的戰略疑慮和整個西方世界的恐慌。這些舉措表現為對內、對外政策都缺乏連貫性。根本問題在于一旦涉及意識形態，蘇聯的政策就出現翻覆，莫斯科的最終方案總是以意識形態激進化來應對國內外的各種矛盾。

如前文所述，蘇聯是雅爾塔體系的獲益者，為了維護這種局面，蘇聯的對外政策需要與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世界合作。蘇聯有關部門的內部報告提到過這個基調，蘇共中央的決議也有提到。比如二戰以后蘇聯在東歐問題上的基本意圖是用空間換時間，建立起戰略緩沖區。這個訴求其實得到了美國有條件的認可，即美國默認蘇聯的勢力范圍，但蘇聯不能在這些地區搞一黨制，而是要搞多黨合作制。雙方原本就此達成了一致意見。在蘇聯授意下，東歐各國共產黨在國內多采取多黨制，甚至西歐、南歐的共產黨，像法國、意大利、希臘共產黨都放棄了武裝斗爭，加入聯合政府。

然而原本已經確立的政策后來被斯大林本人推翻了。僵化的意識形態思維使得他只相信共產黨，不相信其他黨派，結果這些多黨合作逐漸名存實亡。在這些地區1944—1946年的大選當中，蘇聯操縱選舉，甚至動用包括暗殺、秘密逮捕的手段破壞其他黨派組織，以確保共產黨在選舉中勝出。這些做法在西方引起很大恐慌。他們認為蘇聯表面上答應合作，但實際上從來沒有打算真正落實。波蘭、匈牙利等國又發生了一些資產階級政黨領導人受迫害而出逃的事件，西方的恐慌進一步醞釀為對抗的情緒。

對外政策上如此，對內政策亦如是。二戰結束初期，蘇聯為了表明開放的姿態，一些開放政策的尺度很大。比如過去不允許美國的雜志進入蘇聯，也不允許民眾收聽美國的廣播，更不允許民眾到美國去，但在那一時期的決議中，這些限制都被打破了。與此同時，蘇共對于國內的形勢又是非常擔心的。二戰為蘇聯打開了世界窗口，工農群眾對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知識精英對自由民主的追求，乃至黨內干部對改變原有體制和政策的設想，匯成了一股“思變”的社會潮流。這在客觀上為蘇聯提供了改革戰前已陷入重重矛盾的原有體制的內部條件，大國合作的國際環境為此提供了外部條件。

但由于意識形態的慣性作用、長期宣傳造成的思想僵化、嚴重旱災引發的社會危機，以及美國和西方逐漸表現出來的敵對態度等種種原因，蘇聯不僅沒有抓住機遇實行制度性調整和改革，反而進一步強調國有化和計劃經濟，強化集體農莊制度，加緊發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在斯大林看來，民眾“思變”的傾向顯然是外國資本主義思想的影響所致，是對其統治權力及蘇維埃國家安全的威脅。1946年出臺的“日丹諾夫主義”就是這種心理的反應，其主旨就在于加強意識形態和社會控制，而不是通過制度性改革消除和緩解日益加深的社會矛盾。當然這在美國為首的西方看來，蘇聯重新強調意識形態分歧，這就是要回到戰前與西方對抗的老路上去。

3. 惡性循環與他國助力

意識形態的分歧必然導致政治和軍事上的對峙，1946年往后美蘇兩國間的摩擦循環往復，而其他國家也直接或間接地卷入到美蘇對峙當中，使得負面效應不斷累積。尤其在東歐問題上，美蘇意識形態對抗逐步加劇，以英國為代表的其他國家處于對自身安全問題的擔憂而扮演了冷戰推手，極力促成美國在政治領導和軍事部署上“重返歐洲”。而一些在1946年之前已經存在的問題，如伊朗和土耳其問題，也在這一時期趨于惡化，這使得西方更加懷疑蘇聯野心膨脹。等到原本是中間地帶的亞洲地區（特別是朝鮮半島）從戰后初期的分而治之倒向軍事對抗（朝鮮戰爭爆發），冷戰再無回頭之路。

具體來說，這個過程大致有三個階段。首先，美蘇合作弱化，他國勢力卷入。上文提到蘇聯在東歐地區的政策引起了西方的恐慌和反彈。而恰在此時，在戰爭中沒落的大英帝國及其他一些西歐國家自身的經濟和社會處境也極為困難，他們十分擔心貧困、寒冷和饑餓會引發歐洲的“革命”，并認為“虎視眈眈”的蘇聯正在等待這一時機。丘吉爾就是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家。他四處渲染歐洲正處于危機之中的氣氛，極力說服和推動美國重返歐洲。正是在這樣一種氛圍中，隨著歐洲一連串“危機”事件的發生，美國的反應愈來愈強烈，政策愈來愈強硬，終于被“邀請”回來，在歐洲與蘇聯形成對抗。

其次，蘇聯在近東和中東的機會主義策略破產加劇了事態。除了意圖在東歐穩固全方位的戰略利益，蘇聯也機會主義地謀取在其他地區實現某些具體利益，主要表現在伊朗和土耳其問題上。結合過往史料和現在解密的檔案來分析，蘇聯在中東和近東并沒有全面擴張的野心，而是有選擇性地針對一些具體利益，比如伊朗的北部石油是明顯的經濟利益；而土耳其海峽的控制權則上升到安全利益。這些訴求超出了蘇聯和西方原本達成的默契，受到包括在伊朗和土耳其當地政治勢力在內各方的抵制。

矛盾暴露初期，蘇聯以策動當地的自治、獨立運動，炮制領土議題問題等手段來應對，有一種擴大事態而逼對方就范的恐嚇心理（這些相關的檔案都已解密）。當伊朗和土耳其訴諸聯合國，引發美國軍事干預（杜魯門命令第六艦隊開往地中海），蘇聯就立即撤退了。這個行為本身就很荒唐，似有長遠戰略企圖，卻無充分戰略準備，一蹴而不就，事態擴大后遁走。蘇聯這種做法引起了他國對其對外政策是否出于理性的基本懷疑，冷戰疑慮不斷攀升。

最后，中間地帶失效。蘇聯在不安全感的作用下意圖謀求不斷擴大戰略緩沖區，刺激美國出現戰略誤判。這導致美蘇間曾經的中間地帶失效，這在中國的內戰上表現得特別明顯。直到1949年以前，美國一直力主調和，并不愿意全力介入，甚至是共產黨建立政權在美國也還可以容忍，因為這也不一定就是蘇聯的附庸。到1949年年底，美國還想拉攏新中國政權；但是蘇聯強行輸出“兩個世界”的劃分，中國共產黨和朝鮮勞動黨再無可以回旋的空間。隨著1950年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美國徹底失望，對華政策隨之改變，再加上之后沒幾個月朝鮮發動內戰，結果就是中間地帶的革命引起了亞洲的冷戰。其實亞洲原本不是美蘇關注的重點。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沈志華：中美關系會重蹈冷戰覆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