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會議期間北京的藍天給參會的各國賓客與北京人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說，要將APEC藍保持下去。中國領導人這么說絕不會是信口開河。11月12日，中美這兩個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國家在北京簽署《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就應對氣候變化、碳減排、清潔能源合作等達成協議。雙方對外宣布了各自最新的碳減排目標，核心內容包括：美國到2025年溫室氣體排放較2005年整體下降26%至28%，刷新之前承諾的2020年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17%的目標。而中方則首次提出2030年左右中國碳排放有望達到峰值，并于2030年將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提升至20%。

自《京都議定書》2005年生效后，“碳政治”成為國際政治話語權的要義之一，“碳經濟”成為金融危機之后國際經濟發展的新寵。在“碳政治”中，世界被分為三大陣營——第一陣營是歐盟；第二陣營以美國為首，包括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和俄羅斯等；第三陣營是發展中國家，通常為77國集團加中國，以及小島嶼國聯盟、石油輸出國組織等。堅持環保理念的綠黨和各種環境保護組織在歐洲各國的興起使得歐洲在碳政治中先行一步，成為全球“碳政治”的領導者。歐洲氣候交易所、歐洲能源交易所等一直從事著“碳排放權”的交易，在“碳排放權”的全球交易平臺上，歐元是交易的標準貨幣，通過推動全球“碳政治”，歐盟試圖通過成為全球碳交易和碳金融制度的設計者及領導者，以徹底扭轉其在一些領域的不利態勢并奠定歐元的國際貨幣地位。

話語優勢和新能源技術優勢是歐洲在“碳政治”中的優勢所在，然而喜歡大國政治的美國怎會甘心接受，終于歐洲人最為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美國聯合中國“另搭臺，自唱戲”。中美的聯合表明雙方在國際承擔著重要而特殊的領導責任，歐盟獨唱的戲碼落空。然而在“碳政治”中，實力政治必須披上道德的外衣，在科學理論和法律規則的基礎上運行，否則玩家就要承擔道德風險，而道德風險最終會轉化為經濟風險和政治風險。

對于中美來說，減少碳排放都意味著能源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巨大轉型。根據國際氣候公約和《京都議定書》確立的“共同而有區別責任”的原則，美國堅持把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承擔減排義務作為其重返《京都議定書》的前提條件，這無疑為中國增加了巨大的國際壓力，不排除發達國家利用“碳稅”、“碳金融”的規則設計挖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成果的可能性。中美聯合聲明中，對于控制碳排放量采取了“計量”和“封頂”兩種不同表述方式，遵循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在共同承擔國際責任的同時考慮差異是非常必要的，先行發達國家必須為其長期的工業發展史承擔責任，且不應以后發展國家的發展訴求作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代價。

面對新的政治經濟發展主題，中國與其他國家一樣都是新手上陣，這不僅是挑戰，實際上還可以通過因勢利導變為機遇。中國面臨的首要問題就不是如何消極應對西方國家主導的“碳政治”，而應當是變被動為主動，在面對人類即將來臨的又一次新技術革命浪潮時，作出自己的政治決斷，形成一整套應對“碳政治”的國家經濟發展戰略以及與此相配合的國際話語策略。

鑒于全球氣候談判進展緩慢，中美在碳減排領域達成突破性進展因而引發各方關注。國內輿論存在一種普遍質疑，認為中國與美國達成減排協議是中了美國圈套。原因在于，中國經濟發展與碳排放量呈正相關，工業生產需要更多的化石燃料提供動力，交通運輸、城市生活等消費性能源消耗也化石燃料為主。因此限制碳排放無異于限制生產的同時也阻止了消費，會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消極影響。相反，拉動美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則來自高科技、互聯網、金融等低耗能產業，因此無論如何削減高排放企業不會對美國產生過分消極影響。

這種質疑并不新鮮，并成為抵制碳減排、強調眼下經濟增長一派的核心論點。但考察實際情況就會發現，經濟增長與碳減排并不必然產生激烈矛盾。第一，隨著技術進步，可再生能源的獲取與使用成本大幅下降。因此可在更廣的范圍內替代化石燃料，從而在保持經濟效益的同時減少碳排放。以典型的太陽能發電為例，其發電成本自2010年來已削減50%。低成本導致在過去10年中，太陽能板的全球銷量每隔21個月就會翻倍，而銷量每翻倍一次，價格就會降低20%左右。即便可再生能源在當下仍存在諸多局限，政府的政策鼓勵仍可為其提供巨大的發展空間。德國是成功的典型，在政府支持下，可再生能源已占據全國電力來源的30%。第二，碳減排能帶來很多“協同效益”，特別是在社會公共領域產生利好，包括降低癌癥、呼吸系統疾病發病率，有效降低醫療成本，最終提升整個社會的生產率。第三，碳排放本身可以創造經濟價值。《京都議定書》生效以來，碳排放量作為一種可供交易的商品產權逐漸明晰，形成的CDM機制（清潔發展機制）為大規模碳交易提供了可能。由于中國碳減排量居全球第二，已占到全球市場的1／3左右。在此廣闊的市場背景下，中國業已成為CDM機制下提供碳減排量最大的國家。以中國碳減排投資為例，若要實現到2050年二氧化碳排放5．5%的增幅，需要在2010年到2050年實現累計增量投資14.2萬億美元，每年投資額占到當年GDP的7%。這無疑將成為中國經濟的全新增長點。

因此，碳減排不僅與中國經濟增長不矛盾，反而產生促進作用。盡管減排的直接效果是改善環境，治理污染，減輕霧霾，但同時減排目標將倒逼我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由能耗型、污染型工業國向技術型、環境友好型創新國家邁進。而這一轉變的動機不完全來自外部壓力，一方面是長期困擾我國中東部的霧霾天氣引發民眾對環境問題的關注和擔憂，在民意趨勢下政府也必須采取有效減排措施；另一方面，發展新能源，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關系到中國在國際社會的政治、經濟利益。

盡管前景美好，但簽訂協議后如何切實完成目標，兩國各有各的障礙。《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是否能夠順利通過并不明朗。盡管如此，該協議仍然為中美兩國進行下一步談判創造了基礎，至少是一個共識的基點。

對于美國來說，協定將為其碳交易市場迎來復興機遇，但協定的落實依然困難不小。其一，目前美國是世界第二大碳排放國，且排放量處于上升趨勢。奧巴馬的最新承諾相當于他五年前在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承諾的從2005到2020年排放量的基礎上減少17%，考慮到最近美國的碳排放出現了上升的勢頭，美國似乎又開了一張空頭支票。其二，奧巴馬面臨了反對黨的巨大壓力，更注重現實利益的共和黨擔心大規模減排會對美國經濟造成沖擊接受強制性減排指標會傷及石油企業和中西部農業，這正是美國共和黨傳統利益集團的利益所在。全球變暖于美國社會而言已意識形態化，相關爭議非常激烈，驢象兩黨在這個問題上嚴重對立。這決定了美國政府出臺的有關氣候變化的政策很難具有持續性。其三，替代煤炭的清潔能源需要支付巨大的成本。美國聯邦的風能生產信貸計劃去年廢止了，而新能源的補貼政策在刺激新技術的研究與開發、消減太陽能板的價格、減少石油與煤炭的生產與消費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關鍵作用，否則新能源生產與消費巨大增長的目標就難以實現。最后，美國能源消費模式是奢侈和浪費型，要改變國民消費意識難度不言而喻。

而中國面臨的問題更為現實。協議中，中方提出2030年左右碳排望達到峰值，并于2030年將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提升至20%。一方面，我國目前工業生產仍高度依賴化石能源，特別是對煤炭的需求，占到能源需求的六成。而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占比僅接近10%；另一方面，非化石能源所占比重上升緩慢。要實現2030年的目標，我國必須增加800-1000G瓦的非化石能源。而縱觀過去20年，非化石能源所占比重僅提升3.5個百分點。若要實現總體目標，不僅對我國能源產業轉型造成過大壓力，同時將阻礙我國工業發展。

盡管困難重重，但實現目標也并非海市蜃樓。一方面，我國可再生能源產業蒸蒸日上，顯著的成績包括：我國水電裝機總量占全世界的30%以上，而且比重還在上升；我國風力發電裝機總量也占全世界的29%，而且比重也在上升；我國太陽能集熱面積總計占全世界50%以上；我國光伏發電裝機年新增量已占全世界的30%以上。而未來最大的希望還在核電領域，發改委近日剛剛向國務院申報啟動紅沿河、石島灣和福清三個核電站項目，裝機容量約700萬千瓦。可再生能源產業的巨大潛力和競爭力將成為我國實現目標的直接推動力量；另一方面，我國加緊推動新型工業化建設，調整產業結構，淘汰落后產能，反而將減排目標作為推動轉型的動力源泉。從更加長遠的戰略眼光來看，我國“一帶一路”的構想將帶動周邊國家能源項目建設，從而緩解我國的減排壓力。

全球“碳政治”開始不久，對于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國而言，這正是一個在國際談判中成為法律規則和技術標準的制定者的機會。能否笑到最后，我們拭目以待。

文/楊曼玲 彭飛 《經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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