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戰略應該熟知作戰，這似乎應是一條不言自喻的常理。但現實是，很多戰略學研究者包括一些備受推崇的戰略家對戰爭，特別是對如何有效運用武裝力量達成戰略目標知之甚少。還有學者則對克勞塞維茨和《戰爭論》奉為神一般的存在而盲目崇拜，在戰略研究中犯了教條主義錯誤。吉姆·斯托爾教授專門著文批判了這些現象，并以關于戰略與作戰的定義為切入點探討了在研究戰略時必須充分了解作戰的重要性。文章編譯如下：

我應約就“研究戰略必須熟知作戰”這一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讓我們從定義開始：作戰（Warfare）是戰爭（War）行為；戰略(Strategy)是（1）統帥的藝術；或（2）國家意志的軍事力量運用；或（3）軍事力量的建設和運用，以及為達成既定政治目的而實施的武力威懾。下面我將就上述定義展開辨析，然后論述研究戰略必須熟知作戰的重要性。

定義

關于“作戰”的定義看起來十分簡單，它在本質上說就是要解決“是什么、為什么、怎么辦”三個基本問題中的“怎么辦”。比如，軍事歷史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部作戰史，即戰爭是如何進行的，其涉及到國家、戰役、戰術各層面的戰爭。然而，很多關于作戰史的研究都注重在戰術層面分析研究作戰機制：比如，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塹壕戰，或者1940年英國與德國的“不列顛之戰”中的戰術問題。

與此同時，“作戰”實際上還涉及到另一個方面，即“軍事力量能夠或是應該打什么樣的仗”，這是從非歷史性角度來分析的。在戰爭中，歷史常是我們通向未來的唯一指南，所以作戰史應該能夠為未來戰爭實踐提供必要的養分。甚至可以說，戰史研究的真正價值就在于指導未來戰爭實踐，而不是自我陶醉（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很多人特別是男性確實是十分熱愛歷史。我本身也是這樣的人）。這一點需要切記。

接下來讓我們考察“戰略”的定義，這看起來問題不少。上文中我們選取了關于“戰略”的三種定義，它們都試圖在更廣泛的意義和領域來給出這個概念。因而，即便不贊同這幾種說法，仍可以考慮“戰略”的本真是否接近其中之一。

當把“戰略”定義為（1）“統帥的藝術（art）”時，人們就是在自找麻煩。首先，“藝術”可能指代的是“統帥”的“技藝（craft）”，因為它不是指與“科學”相對的“藝術”。

當人們把“戰略”定義為“藝術點或創新點”時，同樣會遇到問題。比如，那是不是意味著要把一戰時某位將軍針對西線戰爭制定作戰計劃的創新之處看作是戰略？當然不應該是。較之更為合理的是，在承認作戰的重要因素是具有主觀能動性的人的基礎上，把“統帥”看作是作戰的一個方面。因此，可以拋開定義（1）了。

關于定義（2）“國家意志的軍事力量運用”可以深入來討論一下。它實際是把戰略定位在國家層次，其中蘊含戰役和戰術層次。但人們也會很快發現，僅有一部分我們將之看作是“戰略”的東西符合這個定義。此外，這里還有另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是：什么是“國家”，這里就不再贅述。必須要指出的是，大部分涉及到集體人類行為的定義都應該是廣泛而具有相對寬松界限的。

關于定義（3）“軍事力量的建設和運用，以及為達成既定政治目的的武力威懾”包含著人們在描述“戰略”時的很多要素。與定義（2）不同的是，該說法沒有提及戰爭的層次（是戰略性的、戰役性的還是戰術性的），而僅表達了“政治是國家層面的政治”的意思。這在某種意義上也許是合理的，比如，為達成地方政治目的的軍事力量使用（或武力威懾）并不是戰爭，這點大多數人可能都會理解。然而，這個定義仍然潛在蘊含著“戰術層次的武裝力量運用與戰略密切相關”的思想，這仍會導致一些困難。接下來我們會詳細考察這一點。

戰略

讓我驚訝的是，有的學者在從事戰略研究時根本是基于錯誤的理論前提。我認為，在戰略研究中的教條主義式斷言、循環論證都是不值得提倡的，這種邏輯缺陷讓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大打折扣。我曾聽過其中某些的演講，會后很難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即使身披看似強大的表象外衣也不會掩蓋邏輯上的缺陷，而且運用有缺陷的論點來反駁批評同樣是不值得尊敬的。

很多戰略研究文章細推敲起來都是無意義的。“紙上談兵”的諷刺雖然令人難堪但的確是需要引起人們注意的，有些沉湎于象牙塔的研究者醉心于理論上的詭辯，其研究成果對政策改革或軍事力量發展起不到絲毫作用。此外，很多戰略研究者都不用或者不會使用言簡意賅的語言來表達思想。愛因斯坦曾說過，如果你不能簡潔地描述某事物，只是說明你根本還未充分了解它。這句話用在這里很合適。有些研究者要么是把自己作為讀者，要么是為了潛意識地展現他們以為自己有多聰明。這二者都是有害無益的。

然而，還有一種更嚴重的危害，那就是把某一種學說神化、天條化。比如，有些戰略家尤其是某些所謂的“古典戰略家”把克勞塞維茨奉上神壇的地位，一次又一次的斷言“XX是真的”僅僅是因為克勞塞維茨是這樣認為的。這顯然會導致一系列的問題。

首先，我們怎么知道？很少有戰略家或戰略研究者是19世紀早期標準德語的專家。所以我們都是在自己的文化背景內通過翻譯來了解克勞塞維茨的思想。我經常被告知“XXX”是關于《戰爭論》的最佳翻譯版本。實際上，我根本不認為有這樣一種版本的存在。而有部分戰略學學者卻大力鼓吹“XXX”的精確性。不好意思，那我要問了：這是東正教的觀點還是自由派的？是天主教還是新教觀點？等等。恐怕站在不同文化背景對《戰爭論》的解讀也不會眾口一致。

其次，為什么要認為克勞塞維茨的思想就一定是正確的？我就覺得這樣不好。還有什么學科像戰略學一樣把一位過世已久的德國人奉上神壇？即便克勞塞維茨的理論就是這個學科的定論（當然我本人嚴重質疑這種觀點），那至少人們在研究為什么是這種情況時也會有認識上的差異。是什么樣的核心機制或因果聯系導致如此？克勞塞維茨可沒有上帝般神圣的造物力量。

教條主義本身存在問題，但它同時也會產生別的問題。關于沖突學研究的整個領域都是由悖論主導。即便是克勞塞維茨也在使用“悖論邏輯”。最近美國就有位專欄作家在文中寫到了關于沖突學的九個悖論。然而，哲學的基礎知識告訴我們，悖論的流行意味著人們對基礎現象并未有足夠深入地認知。

這會導致三個層面的認知模糊。首先，人們對基礎現象沒有充分認知。這是它本身存在的一個主要問題。其次，很多戰略研究者似乎十分認同“對悖論的描述是沖突學研究的正統形式”這一觀點，這當然也就解釋了為什么美國人可以提出關于它們的九個悖論。再次，很多戰略學者根本沒有意識到基礎現象尚未得到充分認知這一事實。這就會讓人對這些學者的思想深度（實際他們是比較膚淺的）以及文章價值產生懷疑。

在我看來，我們將一位辭世已久的德國人奉入神壇的原因是雙重的。首先，戰略學這個學科很難。概念發展很困難。其次，自19世紀30年代以來，從事這門學科研究的很多人思維愚鈍，沒有靈氣。

接下來是關于解釋學的問題。比如，許多戰略研究會涉及到目的、方法與手段等問題。我在研究中同樣會涉及到這些。但很多戰略學者將之歸為克勞塞維茨的戰爭理論。實際上并不是這樣。克勞塞維茨論述了戰爭目的與手段的辯證法。但無論你怎樣闡釋德語單詞中的“目的”或“目標”，都不能把“辯證”看作是由三個基本元素組成，根本不能。

“哦，但是那就是克勞塞維茨的意思。”不，那只是那些所謂的思想家們歸給他的，然后將之稱為真理。真是垃圾！學術研究的嚴肅性在哪里？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如果研究戰略的時候不了解戰爭，寫出來的東西就是廢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