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方，特別是北京，常可以聽到一句雖非惡毒辱罵卻頗含貶義和譴責的話——“撐的!”其實“撐的”是簡語，其全稱表達式是“吃飽了撐的”。在球迷鬧事后我們會聽到長者一言蔽之：“撐的!”在孩子調皮搗蛋后我們又會聽到家長的吼叫：“吃飽了撐的!”有時當我們心血來潮做出了非常的舉動時，也會遭到朋友、愛人的白眼，并伴之以微微的嗔怒：“沒事撐的!”“撐的”這一字眼在社會上如此流行，自然也進入了文學家們的筆下。阿城小說《棋王》中的主人公碰到一個撿破爛的老頭，不期這竟是一位象棋高手：
后來我們見天在垃圾站下盲棋，每天回去我就琢磨他的棋路，以后居然跟他平了一盤，還贏過一盤，其實那盤我們才走了十幾步。老頭用鉛絲扒子敲了半天地面，嘆一聲，“你贏了”。我高興了，直說要到他那兒去看看。老頭白了我一眼，說：“撐的?!”
寥寥兩字，神情畢露。概言之，“撐的”把一種或輕或重的譴責加在各種背離常規的行為之上。深究這一詞匯的字面意思和其實際意味間的關系，我們領悟到“食”，具體說“飽與饑”，對一個民族的思維方式、表達方式、審美方式的深刻影響。一個吃不飽飯的民族形成了一個簡單卻堅定的邏輯：行為與肚子的狀況關系密切。“撐的”的責備意味表達出這個民族行為判定上的傾向性，它認為每個社會成員首先該管好自己的肚子，少做常規之外的事，少管閑事。而見到一個成員的行為逸出正常軌道，他根據自己肚子的半飽狀況，首先想到遵循常規省力，非常舉動費力，這家伙何以有精力做費力的舉動呢?一定吃多了，難怪。據說很多邊遠地區的農民過去吃不飽飯，農閑時每日只喝兩碗稀粥，喝畢，直挺挺地躺在炕上以節省消耗。這樣的饑民如果見到鄰居蹦蹦跳跳起來，一定會驚呼：“他們撐的了?!”
中國的俗文化和小傳統，只有放在長期的、經常吃不飽的背景下，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吃不飽是一種常態，偶爾吃飽反而成了變態，因此有“飽暖生淫欲”這樣的名言。仿佛吃飽了就一定要生事的。但不管邏輯上如何，俗語是歷史經驗的結晶，它自有其道理在，且一再被證實著。中國人一旦吃飽了，就自有其獨特的珍惜方式，不是居安思危、勵精圖治，而是大肆揮霍、今朝有酒今朝醉。每每經濟剛一復蘇，便是傳統的消費文化勃然興起：吃喝嫖賭、修祖墳以及魯迅所說的中國男人的三件玩具“鴉片煙、麻將牌、姨太太”。明明是復興之時，明明在縱情享樂，享樂者的心靈卻籠罩著世界末日之感。世界固然是并無末日的，但人們卻頑固地以為盛事難久、良辰不再、天公不會永遠光顧我們、政策也難保明天不變，索性是婦人美酒，且向樽前一醉休。從今天眾多的暴發戶身上我們不是看到了“撐的”、“飽暖生淫欲”和惡性消費的復活嗎?中國的歷史總是在一亂一治、一盛一衰、長期吃不飽一時撐得慌、“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中循環。
該怎樣突破這一循環?馬克斯·韋伯認為出路在于一種新型價值觀的建立。這個價值觀就是為了明天的利益犧牲今天的享樂，勤奮工作、節儉消費，積累財富投入再生產。“明天”是不能預計和謀劃的，所剩下的便只有“今天”了，以致今天的大肆享樂籠罩著“末日之感”，在畸形中進行，注定是短暫的，盛筵難再。
我們應該意識到一個吃飽了的人同一個餓著肚子的人是大不一樣的。前者確乎有更多的精力和熱情需要發泄。如果我們創造不出一種新型的消費文化，就勢必回歸到吃喝嫖賭、祖墳、納妾這樣的文化中去。那種建立在饑餓基礎上的價值觀和審美意識應當扭轉。“發泄”不該被視為一種可憎惡的生理和心理現象，而應該被看作是人的正常性質，所需努力的是為之尋求健康的方式。所謂“玩物喪志”曾經是善意的道德箴言，但它顯然是與“饑餓文化”相適應的。“玩物喪志”的告誡有助于一個人在原始的生存競爭中獲勝，而在今天大多數人“撐了”的時候，要為游戲正名，把更多的人吸引到健康的游戲中來。席勒說：“只有當人充分是人的時候，他才游戲：只有當人游戲的時候，他才完全是人。”
走入美國社會，你會驚異他們游戲之豐富、玩樂之瘋狂。觀賞棒球、橄欖球，親自操練網球、門球、游泳、沖浪、滑雪、潛水、旅游、登山、開游艇、駕飛機，可謂上天入地，并且是那樣普及。吃喝，即使請客，也多是每人一菜;賭博，固然合法存在，但在整個社會娛樂中所占比例甚小。惡性消費不是主流，多數人在健康高雅的方式中打發閑暇、排遣精力。
在日本，圍棋被列為很多中小學的課程。社會上有一句諺語：下圍棋的沒壞人。可見他們對正當游戲的重視。
隨著近年中國人填飽了肚子，玩風日長。在消費和娛樂的風潮中，有吃喝嫖賭，卻也有圍棋、橋牌、旅游。玩，第一次在國人的生活中占有如此的比重。因而玩的健康化、高雅化正是文明再造的組成部分。球迷鬧事的啟發是極大的。當你看到看臺上幾萬人飽滿的精力和熱情時，你不由會想，我們有寬闊的發泄渠道嗎?如果我們的城鄉中增添了幾萬個足球場供男兒馳騁，賭風大約會淡化，麻將桌大約會蕭條一些了吧!
我們才剛剛吃飽，正有待建設起自己豐富的娛樂文化呢。
摘自鄭也夫《語鏡子》，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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