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實經濟角度看，首先，烏克蘭危機和西方制裁可能帶來全球能源格局的變化，俄能源出口市場的布局開始向亞洲轉移。對于能源需求巨大、謀求多種渠道分散風險的中國而言，其需要抓住這一機遇。目前中國已與俄羅斯簽下十幾年來談判舉步維艱的天然氣協議。其次，西方的制裁將迫使俄羅斯在金融領域與中國形成越來越深的相互依賴關系。如今，俄羅斯商業大亨已開始改持銀聯卡，陸續將更多美元兌換為港幣，存放在中國香港的中資銀行，而中俄雙邊貿易、投資和借貸中開始提高本幣結算規模，俄羅斯接受人民幣支付的范圍正在擴大，這對于人民幣的國際化將產生重要影響。再次，西方制裁令普京政府開始在經濟戰略上促進俄羅斯市場的多元化，對歐洲的經濟反制涉及農產品市場的大規模轉移，并可能繼續擴展到工業產品領域，中俄經貿合作也由此將迅速擴大并深入到高鐵建設、農業、軍事技術、衛星導航系統、港口、物流、IT產業、制造業、核電等諸多領域。

由于中俄之間還具有超越經濟利益的共同戰略訴求，因此兩國關系越來越不止于純經濟層面的互利共贏和務實合作，過去基于短期相互利用的一次性“投桃報李”的互動模式發生改變，正在形成具有互信基礎的長期戰略協作關系，這在兩國去年簽署的《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新階段聯合聲明》中得以凸顯。中俄兩國分別在東亞和歐洲面臨美國主導的同盟體系的合力夾擊，東海、南海和烏克蘭只是具體的角力點和表象。其背后的核心問題在于，同樣作為具有悠久歷史和文明傳統的軍事自助大國，中俄兩國都不能接受按照美國和西方世界設定的道路決定自身的對內事務和對外政策，因此需要對于美國軍事同盟體系和由此形成的政治集團化國際生態進行反制，為文化傳統和文明的多元性搏得生存和發展空間。

從防御性角度，中俄的戰略互助可以在彼此面對西方國家的現實和輿論壓力，或與美國主導的政治集團進行博弈時，給予對方一定支持、聲援，至少起到政治平衡作用，避免自己在大國關系中陷入孤立。在烏克蘭危機中，中國官方一直在努力推動俄烏關系和烏克蘭局勢的緩解。在西方對俄羅斯進行經濟制裁、政治孤立和輿論打壓時，中國始終態度鮮明地反對這種集團政治圍剿，并給予俄羅斯以強有力的支持。在香港“占中”運動中，俄羅斯媒體是大國媒體中唯一發出聲援中國聲音的官方媒體。未來中國在臺灣、南海和釣魚島問題上可能在國際社會面臨類似俄羅斯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困境，也需要擁有大國層面的伙伴。

從積極作為的角度，我們看到，相對實力衰落的美國已經逐漸喪失為世界和地區繁榮提供更多建設性公共產品的能力和意愿。美國利用南海、釣魚島和烏克蘭等問題在亞洲和歐洲助推了爭端，在中東、西亞、北非引爆了“阿拉伯之春”系列革命，事后卻都不愿承擔相應的責任。那么，在一個美國四處干預卻又不能解決問題以致亂象叢生的時代，在一個大國互相猜疑、牽制，地區一體化進程由此受阻的時期，中俄需要思考的問題是，如何能夠成為建設性的力量，去改變對自身和新興市場國家不利的既有國際秩序？這要求兩國的合作不僅限于雙邊，而且需要進一步團結印度、巴西、南非等區域大國，在金磚國家等新興市場國家合作機制下發揮更大作用，同時在上合、亞太經合、亞信、亞歐會議等多邊合作組織中全面深化協作關系。如今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牽頭成立了亞投行，成為日美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的替代性選擇，并與越來越多的國家和經濟體簽訂雙邊貨幣協議進行人民幣直接支付，作為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國的俄羅斯已經開始著手推動石油的去美元化進程，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也啟動在即，美國的金融霸權地位將繼續松動。與此同時，中國的“絲綢之路經濟帶”計劃與俄羅斯正在推進中的“歐亞經濟聯盟”也正在建立合作對接點，兩國在這一問題上已基本達成戰略互信。一切都只是開始。

文/高程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 原載于《文化縱橫》2015年4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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