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靜之樹與不止之風——20世紀70~80年代蘇聯的中國觀察者

整理自：China-Watchers in the Post-Mao Era: The Response to a Changing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94, 1983

作者：Gilbert Rozman

應時而動，向來是觀風者的美德。正如斯大林的故去帶來了蘇聯漢學研究取向的變易，1976年，毛澤東的逝世同樣翻轉了蘇聯的中國觀察者多年未改的眼線。

以1982年10月中蘇重啟磋商為標志，自60年代以來不斷僵化的兩國關系開始松弛。在1976~1982年這段轉折期內，蘇聯的中國觀風者對蘇聯政策的變化始終起著關鍵作用，而漢學界在這一時期的研究重點，也逐漸從重釋中國歷史轉向中國的當代境況。在這六年間，關于中國對外政策的論述在2278份涉及中國的出版物中超過了一半，其中，專門討論1979年中美關系正常化和中越邊境戰爭的論文占了將近60%。借助1966年新成立的遠東研究院和政府高級官員的支持，學者得以依賴國家的專項資助和學術網絡深入當代中國研究的各大重要領域，除卻戰爭與外交，以遠東研究院和國家科學院東方研究所為中心的觀察還延伸到了中共政治、意識形態、經濟改革，甚至交通建設。

當然，象牙塔并非觀察中國的唯一陣地。大量關于中國的新聞報道和專欄文章，同樣是這一時期的蘇聯人認識沒有了毛澤東的中國最廣泛的途徑。機關媒體如《真理報》、《消息報》在這一時期都設有專門的中國板塊和專職記者，作為更貼合現象的中國通，他們對中美關系和中國改革等議題的報道，對蘇聯上下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不僅如此，高層領導和政策制定者也多次公開發表關于中國的論述。蘇共政治局委員基里連科、國防部長烏斯季諾夫乃至勃烈日涅夫本人，都曾就中國問題發表文章和談話。盡管這批圍繞在勃烈日涅夫左右的庸才多半談不到中國問題的要害，但至少在中國政治經濟的新變化方面，他們同媒體與學界抱有同等的關切態度。

在多方關注和官方主導的背景下，機關媒體和學術單位的中國研究自然保留了60年代以來的保守傾向。由外交部副部長賈丕才（Kapitsa）和身兼學者、外交家于一身的齊赫文斯基（Tikhvinsky）等人組成的寫作班子，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代表了對中國問題的官方口徑。在以“拉赫瑪寧”的筆名發表的文章和著作中，他們一方面要求蘇聯的漢學研究者不斷發掘中國最新提出的“四化”目標和經濟改革，另一方面則著重強調以馬列主義原則統帥當代中國研究的重要性。對他們而言，在官方政策態度尚屬模糊之時，唯有在繼承60年代對毛主義的批判和反思的基礎上，才能保持蘇聯的中國觀察者“負責任地”研究和說話。這不僅是由尚且懸而未決的中蘇關系決定的趨勢，也是維護蘇聯作為社會主義國際陣營領頭羊地位的必然要求。

不僅如此，官方“維持現狀”的主旋律還在各大學術機構的機制流程中充分體現。遠東研究院和東方研究所的招生和錄取，嚴格受到蘇共意識形態部門的管控和審查。有資格進入這些院系的學生，往往是由外交部和蘇共領導人直接提名推薦。但同時，在官方性質較弱的研究機構中，對于中蘇關系前景的樂觀看法也并非全然泯滅。

以狄留遜（Deliusin）和梅里克塞托夫（Meliksetov）為代表，一些專事中國史研究而遠離官方身份的學者在70年代末中國的經濟變革面前，表現出了史家特有的敏感和謙遜。他們在這一時期的著作雖然仍舊遠離當下的中國境況，但在對蘇聯中國研究的反思中，觀念與方法論的革新已在悄聲影響學界對中國現實的觀感。例如，狄留遜在1978年的多次學術會議中強調，蘇聯國內和西方新盛的中國研究方法不是一件壞事，對蘇聯史學工作者而言，新方法和新觀念的出現恰恰有助于學術研究的多樣性，有助于補充馬克思主義的史學方法。他稱贊了30年代的中國史家陶希圣，認為陶“用西方社會學方法印證馬克思主義史學范疇”的創舉，正是蘇聯學者應當效仿的榜樣。而梅里克塞托夫則在其1977年出版的著作中，檢討了生搬硬套俄國階級發展、解釋中國近代史的傳統研究思路，他還指出，對1949年后中國歷史進程的研究必須擺脫此種范式先行的套路。

這些新觀點的提出，一方面松動了原先僵化的研究風氣，另一方面則要求蘇聯學者以全新的視角審查自身對中國的觀察，從而在相對安全的論域中拓寬了蘇聯觀察者對中國現實的視閥。在這一風氣的影響下，一些當代中國研究著作開始以全新的角度探究發生在中國的變革。伴隨著勃烈日涅夫行將就木，Burlatsky于1982年出版的專著，探討了鄧小平對社會主義體制的改造，Rumiantsev和Kholodkovskaia等人亦在同時發表了期刊文章，對社會主義中國在近年的變革進行了梳理和分析。對此時的蘇聯學者和蘇聯人民而言，垂垂老矣的領導層和不復生機的國家體制已經讓他們的生活充滿了隱憂，與之相比，卓有成效的中國改革似乎指出了一條激發社會主義活力的明路。Burlatsky等人在這一語境下對后毛澤東時代中國變革的探究，無疑激活了蘇聯公眾關于本國現實境況的想象。

在這一趨勢下，盡管“維持現狀”的聲音仍然是官方語調不變的成色，但隱性的觀念變遷已然滲入蘇聯高層的心靈。隨著勃烈日涅夫的逝世，曾以狄留遜為政策顧問的新任領袖安德羅波夫在對華政策上的緩和態度，已經足以說明問題。雖然從目前看來，來自遠東研究院和黨內保守人士的觀點，仍舊在蘇聯的中國論域中保留強勢地位，但針對后毛澤東時代中國的靈活解釋和中性態度，如今已成為蘇聯學術精英談論中國時默存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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