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東方歷史評論外刊掃描欄目曾以蘇聯、波蘭、捷克、蒙古等國的漢學為題，展現了中國在這些社會主義兄弟的目光下獨特的形象。延續這一思路，本期外刊聚焦20世紀蘇聯的漢學與中國研究，力圖從蘇聯的內部視角呈現“老大哥”審視中國的方式。

本期的四篇文章來自四本學刊。第一篇文章追溯了蘇聯東方學研究與沙俄帝國的歷史關聯，基于研究機構和政治氛圍的雙重視野，勾勒了漢學研究在蘇聯的基本背景和分布輪廓。第二、第三篇文章分別考察了六十年代蘇聯漢學家對中國社會史的研究，以及七十年代后期來自官方和學術界的觀察者對中國態度的轉變，從中，我們既能看到馬列主義的政治信條對蘇聯漢學研究進路的影響，也能發現不斷變易的中蘇關系對中國觀察者視域的塑造。

最后一篇文章則梳理了蘇聯解體后，俄羅斯中國研究在方法和觀念上的最新進展。在中國改革和蘇俄轉型的對比面前，盡管意識形態和政治斗爭已不再是這位衰朽的“老大哥”對待中國的出發點，但對昔日光輝的嗟嘆和未來道路的疑惑，仍然是“中國眼”的問題意識不變的來源。

帝國萬花筒——蘇聯東方學研究的起源與野心

整理自：Soviet Oriental Studies and the Asian Revolution, Pacific Affairs, Vol. 31, No. 4, 1958

作者：O. Edmund Clubb

在兩極對峙的“人心之爭”伊始，蘇聯軍工技術的進展和首枚人造衛星的發射，曾令上世紀50年代的西方為之大震。不過，在科學技術突飛猛進之外，蘇聯對亞洲理解的日益深入，或許才是西方人焦慮的真正根源。

毋庸置疑，戰后亞洲殖民體系的崩塌與俄國在遠東的利益，自然會促使蘇聯加快對亞研究的步伐，但同樣不能忽視的是，蘇聯對亞洲的關注遠不是一日之功：沙俄東擴的歷史進程和中東險要的戰略價值，本身就是這個“東方帝國”世界圖景的內在視野。早在1837年，沙俄就在位列歐亞之間的卡贊設置了首個中國教席，到1855年，處于帝國中心的圣彼得堡大學也開始經營東方研究院系。從19世紀中葉到一戰前夕，來自卡贊和彼得堡的數代學者不僅成為西方世界了解東方的一扇窗口，由他們創制的研究機構也逐漸定型成熟，為蘇聯的對亞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17年革命后，蘇聯很快接續了帝國的遺產。除卻在改組沙俄科學院的進程中合并多個東方研究系所，使東方研究正式上升為國家科學藍圖的一分子，對東方語言的教學計劃在二三十年代也全面啟動。盡管“一國首先建成社會主義”和國家工業化的總體目標，使這一時期的東方研究更僅限于語言與文化層面，但貫穿三十年代的戰爭預期和遠東紛亂的形勢，也逐漸將之擴展到遠東各國政治、經濟事務的范圍，加之戰后遠東政治格局的整體倒轉，這一趨勢在50年代已不可避免。

1952年，第十九屆蘇共代表大會決定加強國家學術機構對重要政治議題的研究，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和亞洲各國獨立運動，旋即成為關鍵的國家課題，國內專司亞洲研究的各大機構也隨之轉向這些宏大的領域。原先在列寧格勒的東方研究所如今整體遷至莫斯科，隸屬于國家科學院的歷史與哲學研究所，分為中、蒙、韓、日、印、阿富汗、土耳其、東南亞和阿拉伯國家等多個部門，專職從經濟與政治等角度評估亞洲反殖民革命的成就。而東方語言教學的職能，此時則由獨立分出的語言文獻研究院承擔，通過蘇聯各國大使館與所在國的聯系，培養精擅亞洲各國語言與文化的專門人才。

在此次機構重組的影響下，不僅二三十年代以語言教學為主的東方研究取得了更多現實的面向，專業化的國家與區域研究也由此成為學術分工體制的常態。到1956年，新成立的漢學研究所已成為從事中國研究的重鎮，而東方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則分別成為東南亞和非洲研究的專門單位。

與此同時，1953年斯大林的逝世和政策的變易，也使同時期蘇聯的亞洲研究更加重視經驗和事實，而非政治話語的建構。由于此時的蘇聯急需在中亞和東南亞尋求抵御美國的中間盟友，在赫魯曉夫上任后，原先被斥為“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印度、緬甸和阿富汗獲得了重新定調。以俄共黨刊《共產黨人》（Kommunist）的多篇社論為傳聲筒，這些國家在蘇聯的官方敘述中，不再是雖已實現民族革命、但仍保留殖民色彩的資產階級殘余，而是反帝國主義陣線中獨立解放的范例。在這一情勢下，不僅中亞地區與東南亞研究獲得了更大限度的“學術”空間，新的研究機構也伴隨不斷增長的需要，在蘇維埃廣袤的土地上生根發芽。1956年，位處西伯利亞東北部的遠東國立大學和雅庫特國立大學開始成為新的東方研究中心。借助遠東少數民族語言文化與中國、中亞的親緣性，隸屬于這些高等學府的東方學系作為主流研究的補充，強化了文化認知與語言訓練的基礎。盡管相較莫斯科和列寧格勒，這些大學在蘇聯的亞洲研究譜系中仍處于邊緣位置，但它們的出現，事實上標志著蘇聯的對亞研究已在全國范圍內擴展。

如果將1957年蘇聯亞洲研究對國際學界的影響考慮在內，蘇聯國內的這一趨勢將更趨明顯。1957年，蘇聯派出了由20名學者組成的代表團出席國際東方學家大會，蘇聯學者在會上的出色表現，使國際學界再度認識到蘇聯的東方研究在規模和質量上的成就，以至于與會學者一致同意列寧格勒申辦1960年東方學家大會的請求，而在其兄弟陣營中，蘇聯同樣表現出了巨大的影響力，同年10月，蘇聯在華沙著急了來自南斯拉夫、波蘭、匈牙利、捷克各國的東方學者，共同商討中亞與東歐研究的前景。除卻在國際會議日益活躍的角色，1955年后，Soviet Oriental Studies、Contemporary East、Soviet Sinology等學術刊物在國際東方學界中的地位也伴隨這一趨勢水漲船高。截至1958年，蘇聯的對亞研究已大有趕超上世紀末與歐洲分庭抗禮之勢，盡管從學術本身的生產機制來看，政治因素仍然是促進學者不懈努力的最終源泉。

如果說沙俄帝國對“東方”的興趣源自其不可避免的擴張雄心，那么蘇聯東方學術對沙俄的繼承，無疑就是這一傳統的內在延續。雖然機構變更和政策調整只能有限地勾勒這個帝國關于“東方”態度的一小部分，但毫無疑問的是，與人造衛星和“東方1號”一樣，蘇聯的東方研究，斷然不是池中之物。到20世紀中后期，當大國爭霸和政治語境再次發生變易之時，這一特性必將不斷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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