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成功學”與整全方法論的探求——后蘇聯時代中國研究新趨勢

整理自：Uneven Development vs. Searching for Integrity: Chinese Studies in Post-Soviet Russia, China Review, Vol. 14, No.2, 2014

作者：O. Edmund Clubb

自漢學名宿阿列克謝耶夫提出“中國是一個文化/文明復合體”以來，探求一種相應的跨學科整合研究方法，一直是懸置在蘇俄漢學界潛意識中的重大問題。出于政治話語的需要，蘇聯漢學界在很大程度上舍棄了沙俄既有的民族學調查與語言訓練傳統，將研究重點轉向對中國社會經濟史的闡讀。而在蘇聯解體之后，政治局勢的更迭和西方研究路徑的引入，使擺脫教條式的社會史闡釋、重新建構一種整合性研究方法再次成為可能。

作者認為，后蘇聯時代俄國學者對中國政治史、經濟史和法律史，尤其是對改革開放前后中國當代史的研究，為“跨學科漢學”的興起提供了可能。

伴隨蘇聯末期意識形態的松動，漢學學者以“文明復合體”的綜合視角審視中國的嘗試，首先表現在傳統政治/外交史的研究焦點向中國政治文化研究的轉向。由于中蘇邊境爭議和兩國關系的破裂構成了60年代的現實語境，從60年代到80年代，以東方研究所、遠東研究院和列寧格勒漢學研究中心為依托，中國政治史研究者的主要興趣，在于貫通中國共產黨的對外政策與“封建中國”帝王式外交思路的親緣性。以齊赫文斯基等老一輩官方史家為代表，這些學者的著述與官方對新中國的批判緊密契合，在70年代逐漸成為蘇聯對華政策的重要依據。而到90年代初，隨著中國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日益深入，新一代漢學學者開始不滿于以“毛主義”為標靶的傳統政治史路徑。他們認為，唯有從中國傳統文明的內在優勢出發，才能解釋何以經歷了革命的中國，能再次成功維持龐大的現代化改革。

根據這些學者（Karneev、Kozirev、Titarenko、Perelomov等）的觀點，中國傳統的儒教文化并不單純造成了帝國居高臨下的對外心態，在中國這個歷來復雜多元的巨型社會中，儒教文化有效地化解了社會的潛在沖突矛盾，承擔著維系社會穩定的變壓功能。尤其在鄧小平改革啟動之后，這種功能更明顯地起到了凝聚社會共識的作用。類似研究的出現，不僅沖擊了原先外交/政治史單一的討論方式，在更深的意義上，它促使蘇俄學界的當代中國研究從簡單的政策-事件線索向功能-績效視角逐漸過渡。

借助西方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工具，政治史和政治文化研究中凸顯的綜合性立場和功能-績效分析，很快轉移到經濟史領域。除卻在90年代興起的臺灣現代化研究，同時期俄羅斯學者針對1978年以來大陸經濟改革的分析，堪稱顛覆教科書式馬列主義社會經濟史的范本。延續Karneev等人的功能視角，研究者從執政黨角色和經濟社會的雙重進展入手，將中國的經濟現代化視為一場“系統的現代化”：一方面，社會經濟的活力在這一時期得到了空前激活，國家遵循現代化通用指標推行的經濟轉型循序漸進，而另一方面，依照社會經濟的發展要求，執政黨自身同步實現了適應性改革。在典型的轉型政治經濟分析視野下，這一結論與蘇聯解體前后改革轉型的俄國形成了鮮明對比，研究者也得以由此將功能分析延伸到“國家-社會”研究范式，從而徹底反轉了60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經濟史基于中國歷史發展階段和社會經濟基礎做出的消極論斷。

或許是中俄轉型命運的對比過于鮮明，俄羅斯學者對中國改革的“成功學”探秘，在20世紀末進一步落實到更為細微的事物。原先徘徊在論域邊緣的中國法律體系，在15年間迅速成為學界關注的全新領域。與宏觀的政治經濟分析類似，俄羅斯的中國法專家（Kumanin、Imamov、Petukhov、Paschenko）除了關注80年代以來中國對歐陸現代法律體系的引介移植，也同時注意到了傳統中國法律的倫理性價值在內化現代法統過程中扮演的特殊作用。在他們看來，這層特殊的倫理內核，構成了變動的中國社會/法律關系天然的潤滑劑，盡管在某種程度上，它會引發腐敗、削弱法治的基石，但在法律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框架下，引入的現代法律體系與市場經濟的良性互動，證明了這種負面影響并未傷及轉型進程的根本。

從上世紀90年代俄羅斯中國研究的趨勢來看，法律史領域方法論的整合傾向絕非偶然。一方面，劃分并關聯古今中國法律傳統的嘗試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傳統政治史向政治文化研究的轉向，在“文明復合體”的名號下，這一從時間與傳統上透視中國的方法已經成為流行范式，另一方面，探尋中國經濟現代化成功奧秘的沖動始終貫穿其中，基于西方社會科學的分析框架不僅被俄羅斯學者視為解釋轉型落差的常用工具，定性與定量研究范式也替代了馬克思主義的線性條貫，成為中國研究“不言而喻”的新常識。

我們無法斷論，俄羅斯學者以社會科學工具構筑的方法論綜合體，是否能有效地解釋阿列克謝耶夫描述的“文明復合體”。隨著俄羅斯各大中國研究分支間的合作在新世紀愈發緊密，這一整合性方案的面目也更加曖昧不清。或許對秉持實用主義原則的新一代政治領袖而言，這一褪去了意識形態福爾馬林的整合足夠清晰有力，但就漢學自身的進展來看，“過于一致”和“不對等的方法論競爭”，可能具有同等的危險。

整理/劉亦凡 東方歷史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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