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是明確戰略需求，確立國防戰略核心框架。為了降低作戰風險，改善日益累積的戰略風險，鞏固常規威懾并降低美國的長期成本，美國國防部認為，其未來長期國防戰略應聚焦于以下三點：(1)利用美國傳統優勢，在必要的地點和時間保持持續的前沿存在和力量投送，包括針對具備強大A2/AD網絡的對手，同時要減少對日益容易遭受攻擊的前沿陸上與海上基地的依賴。(2)美國常規威懾力的提升需要改變傳統的“簡單粗暴”式的威懾戰略，美國應該加強使對手知難而退的能力，即“拒止性”威懾；以及通過威脅對敵方的高價值目標開展非對稱報復性打擊，增加對手發動戰爭的預期代價，即“懲罰性”威懾；“拒止性”威懾將強調前沿存在和全球反應能力，前沿存在不需要也不應該由駐扎在對手附近的部隊來提供，而應該由能夠快速重新部署并長時間運作的海面平臺和遠程空軍來提供；“懲罰性”威懾要求有能力和意愿來發現并摧毀高價值目標。(3)全面利用美國同盟和安全關系的優勢，特別是在亞太地區，重塑“美－日－澳”軍事同盟，突出澳大利亞在亞太地區“戰略支點”地位，近來澳大利亞的“未來潛艇項目”與美澳間就增加聯合C4ISR系統能力的合作，已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七是積極創新，孕育新的作戰概念。如何利用與平衡現有戰略資源，探索和開發新的作戰概念，以創新的方式應對威脅，實現戰略效能最大化，是美國國防部新抵消戰略最要措施之一。美國戰略研究界、防務智庫以及一些退役的將軍們也正在開動腦筋，為新抵消戰略探索和開發新的作戰概念。上述新美國安全中心新近開辦的那個重大討論項目即是為這些專家提供一個辯論平臺。

為新抵消戰略探討新概念和新戰法

從上述的《邁向新抵消戰略：利用美國的長期優勢恢復美國全球力量投送能力》中我們不難看出，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所提出的“全球監視和打擊概念”，幾乎是與該中心先前所炮制的“海基能力”概念及“空海一體戰”概念交織上升的產物，是將其戰略思想和涉及區域向全球進一步擴大延伸的體現。

最近美國防務研究界也很不平靜，美國海軍作戰部長前特別助理布賴恩·克拉克認為，海軍多年享有的制海作戰能力正受到來自中國的強有力挑戰。他建議海軍水面艦隊縮短防守作戰半徑、擴大進攻作戰距離以穩固制海戰力，從而提出突出海軍進攻能力的“以攻為守制海新概念”。擔任美國空軍協會米切爾研究所所長的退役中將大衛·德普圖拉也在到處介紹可實現跨域協同、有人與無人系統之間協同的“作戰云”概念。應該說，這都符合前國防部長哈格爾在國防創新計劃中所指出的“將探索和發展作戰新概念”的創新精神。

身為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高級研究員的克拉克在2014年11月17日發表的題為《在海洋戰斗：重振美國海軍水面作戰計劃》的報告中，為美國海軍未來的作戰提出了新的概念。在水下作戰方面，克拉克則認為，美軍將需要開發用于新一輪水下戰的新方法，努力使用和利用新技術，同時發展管理和整合新的和現有系統的新的作戰概念。水下戰的新戰法尤其應該考慮：隱身性、新型遠程傳感器、顛覆性技術、水下基礎設施等因素。

無論是從“空海一體戰”到“聯合作戰介入”，還是從“戰略重心轉移”到“亞太再平衡”，這都是冷戰結束以后，隨著世界格局的巨大變化，特別是美軍經過十年的戰略迷茫以及十年的全球反恐之后，五角大樓在新形勢下的重新定位，是美國對國防戰略與軍事戰略追求最佳解決方案的不對稱性思維的最終體現。美國國防部新抵消戰略應運而生，作為美軍之前份量最重的“空海一體戰”作戰概念也順勢華麗轉身成為努力消弭軍種分歧和外界誤解的“聯合全球公域介入與機動”概念。轉身之后的“空海一體戰”作戰概念究竟能發揮多大的功效，還需時間來檢驗。

對新抵消戰略的思考

筆者認為，美國國防部提出新抵消戰略，是為了提升并擴大冷戰結束后逐步形成的一些戰略共識——如推進新軍事革命、對中國進行戰略防范以及大國競爭等問題，用戰略和政策的力量來動員美國內各種力量，進而達成持續的軍事壟斷之戰略目標。對于新抵消戰略，中國戰略研究界反應不一，有人提出，要警惕美國像用“星球大戰計劃”拖垮蘇聯經濟那樣，用抵消戰略來拖垮中國。筆者對此不敢茍同，新抵消戰略不是專門針對中國（或俄羅斯）進行戰略欺騙而提出來的，盡管在一些內容上不乏誘導的成份，但這本來就是競爭戰略所具備的內容——追趕必付代價。對于蘇聯的解體，因素是方方面面的，有美國對蘇聯長期戰略競爭的效果，也有蘇聯內在的一些無法克服的政治弊病，“星球大戰計劃”不應為此擔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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