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雖然在處理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之中，抵消戰略的價值是顯而易見的，但面臨目前復雜而多變的戰略環境，美國戰略界也有意見認為，新抵消戰略未必是最有效方法。雖然軍事革命帶來的“力量倍增器”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取得戰術性成功，但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極端恐怖主義的猖獗、歐洲和美國本土依然面臨恐怖主義威脅，也足以證明使用這些動能力量并不足以擊敗他們。也就是說，如果未來美國的戰略需要應對更多威脅，新抵消戰略如何在實現軍事目標所需技術優勢和經濟成本之間尋求平衡，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難題。或許，美國國防部所倡導的新抵消戰略還有更大的企圖，即超越抵消，超越軍事戰略，維持美國長久的經濟繁榮作為其最終的戰略需求。

針對蘇聯軍事力量數量優勢的挑戰而實施的前兩次“抵消戰略”，雖然在冷戰時期不乏成功之處，第三次“抵消戰略”的提出也正是借用了前兩次的經驗，但目前的戰略環境與當日已大不一樣，為應對當下挑戰而實施的新抵消戰略同樣也面臨著自身的挑戰。首先，前兩次“抵消戰略”所處的是威脅明確的兩極世界，而目前及未來所處的是威脅不再明確的多極世界。其次，抵消戰略不是單一的國家安全戰略，也不是純粹的國防戰略，更不是計劃性強的國家軍事戰略，而僅僅是國防戰略層面的政策性指南，或者說是一個國防戰略框架，這本身就不是國防部憑一己之力所能及的，需要國會的支持、各軍種的配合、工業界的合作，甚至對外政策的協作（比如，加強相關技術與武器的出口管制等）。如何進行跨部門協同以及如何把技術置于政治環境之中，對新抵消戰略本身就是一種嚴峻的挑戰。最后，全球經濟一體化已使各國之間在經濟上越來越多地相互依存，商品、服務、資本和技術越過邊界的流量越來越大，對潛在威脅國家的高新技術壁壘與有效的國際合作，也是實施抵消戰略最為現實的挑戰。

新抵消戰略是最好方法嗎，美國能維持其軍事技術優勢嗎，美國還能創新嗎，美國未來還能“自由”地使用武力嗎，如何面對美國價值觀的影響日漸式微這一事實? 這些都是美國戰略研究界在思考的問題。馬歇爾的競爭戰略思維的另一要點是，尋求通過各種方式給對手施加遠遠超出其承受能力的成本，以此拖垮“奮起直追”的對手，比如蘇聯。但中國不是蘇聯。

站在中國的立場，如何應對這一貌似激烈的戰略競爭局面，如何實施反抵消? 筆者認為，應該把握以下幾個問題：一是保持戰略定力，由外向內，充分厘清新抵消戰略的本質，正確的認知方能確保正確的措施。二是改善戰略環境，特別是中國國內的執政環境與中國國內的民生環境，習近平總書記正在積極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應是把握住了國家問題的一個癥結。三是完善戰略管理，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歷史的傳承決定著國家戰略的走向，不是說想改造就能改造得了的，但如何保證根據外部環境和內部要素所確定的戰略目標正確落實并最終得以實現，則是延續數屆政府的一個長期動態管理過程，這就需要我們有一個較為科學和理性的戰略管理體制，在這點上，中國亟待加強。

奧馬巴當局2015年版《國家安全戰略》中稱：“訴諸武力不是唯一的手段。”此論對美中兩國都適用，善戰方能不戰，建設與中國國際地位相稱、與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相適應的鞏固國防和強大軍隊，依然是未來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戰略任務。

文/李健 《空天力量雜志》2015年夏季刊 原題：新抵消戰略：美國以技術優勢謀求持續軍事優勢的老套路和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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