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奈爾堅信政府監控并未真正地保護社會，這個觀點有待更多的討論。在談論數據收集時，經常有人提出數據量的增大令監控更加困難。然而不可能就此停止監控，而且為數據收集設定界限也十分困難，因為現實是動態的，那些有意作惡的人會刻意地避開監控的范圍。施奈爾的書中也體現出對公司的擔憂。顧客與公司進行了隱晦的交易，他們放棄了對個人數據和隱私的管控以換取免費服務和便捷性。一些最具創新性的創業公司通過這樣的交易來積累風險資本。一旦顧客習慣于使用這些便捷的免費服務，他們往往再無回頭之路。
施奈爾對于限制政府越界監控的建議是老生常談：平衡、法庭裁定的定向監控、更高的透明度、更多更好的監管、廢除大多數監控技術以及一系列其他限制政府權力的措施。施奈爾還提出一些雖然新穎但不可行的建議：解散國家安全局、保護泄密者（盡管他們威脅到國家安全）。對于控制公司權力方面，施奈爾也給出了多項建議，包括建立信息受托人、加強規章制度和鞏固顧客對私人數據的權益。他鼓勵個體采取行動，通過以下四個原則來反抗監控：避免之、扭曲之、阻隔之、打破之。對于世界上最優秀的安全專家來說，這些建議或許是可行的。但是對于電腦技術有限的普通人來說，采用這些措施的門檻則過高了。
無論施奈爾的建議能否得到實施，我們都不應該輕易放過收集數據的各個巨頭。正如斯諾登、維基解密創始人阿桑奇、美國士兵曼寧和其他人所證實，大規模監控機器會招致民眾的激烈抵制。
破壞舊霸主的新力量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數字媒體和全球事務助理教授泰勒·歐文（Taylor Owen）的《破壞性權力：數字時代的國家危機》（Disruptive Power:The Crisis of the State in the Digital Age）是另一本提供了寶貴觀點的書籍。這兩部書都對大數據時代公共和私立機構的未來角色進行了思考。其中施奈爾關注科技時代對國家和大型企業的影響，而歐文則主要集中在國家層面。歐文從創新文學和哈佛大學教授科雷·克里斯滕森（Clay Christensen）的著作中借用了破壞理論。他為破壞舊霸主的新力量叫好。盡管政府和商業機構具有經驗和擴展性優勢，但非政府行為體可以成為現狀的破壞者。這些組織結構松散、通力合作、積極主動且適應力強。歐文舉出黑客組織“匿名者”的例子來說明弱勢方也能夠成功地反擊政府。
歐文記錄的弱者反抗強者的案例還有許多，譬如弘揚言論自由的Telecomix黑客和向用戶提供匿名網絡交易的比特幣（bitcoin）。歐文還引用報道暴力沖突的Ushahidi網站來證明如何利用大眾的智慧讓全世界認識到事件的真相。雖然歐文書中的每一個例子都鼓舞人心，但讀者不禁要問這些破壞性的小事件能否合力撼動現狀。畢竟由于數字化的發展而促成的“阿拉伯之春”已經是一個遙遠回憶，而比特幣也并沒有擾亂國際金融秩序。總的來說，繪制危機地圖和眾包模式雖然很有創意且經濟有效，但是還未對傳統機構造成嚴重威脅。
歐文的書中也探討了國家的反擊手段。該書末尾有一個討論：國家如何在戰場之外擴展軍事科技和戰術，如何通過監控和其他手段對使用自動化的戰爭和科技的進步進行反攻。歐文寫到：“重要的問題是這些行為是否有意義；這些行為真地挑戰了機構權力嗎？”《破壞性權力》一書提出了很多問題。雖然沒有提供答案，但是這些問題切中要害。
2007年聯邦通訊委員會對電信公司的懲罰已經成為過去。現在，客戶不僅受到定位追蹤，而且這些數據還在成倍地增長。政府和公司都認識到這些數據的價值，制造數據的普通人也對此心知肚明。作為客戶和公民，我們受益于來自于公共和私人領域的巨頭對數據的收集、分析和利用。同時，普通人也要確保數據巨頭受到牽制，他們的行為要合乎自由且開放的社會的利益。
編譯/章志萍 來源：社會科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