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

歷史書寫往往受到意識形態的干擾，而政治意識形態的最重要方面之一就是制造歷史觀。因此，歷史作為諸學科中的一支，可以說是最具意識形態色彩的。凱末爾主義的意識形態路線就是最清楚地體現在當時的歷史書寫中。土耳其共和國建立之后，迫切需要廓清與奧斯曼帝國之間的關系，以形成新的民族凝聚力。凱末爾主義者力圖通過重新書寫自身的民族歷史來實現這個目標，這是提出“土耳其史觀”的時代需要。總括而言，該史觀有三個重要的目標：一、通過構建共和國的公民與他們所居之土地的緊密聯系，史觀有助于使土耳其共和國在安納托利亞的存在合法化；二、力圖通過鼓吹土耳其文化，宣稱土耳其人在世界文明中擁有崇高地位；三、增強土耳其人的民族自信心。

在20世紀初的歐洲種族主義氛圍中，凱末爾主義者首先要宣稱土耳其人是白種人，因為那個時候流行的觀點是只有白種人具有卓越的能力。在這一點上土耳其人并非無話可說，因為在長期的歷史遷徙過程中，土耳其人與很多民族進行了融合，獲得了很多白種人的特征。凱末爾黨人要做的是把他們當下的種族特性加以歷史化，宣稱他們自古以來就是這樣的。這當然是有問題的。不過，這個問題在當時的西方學術界是有爭議的，即有人把突厥人歸入黃種的蒙古人種，有個別人則把他們歸入白色人種的一支。凱末爾主義者選擇了對自己有利的一方。

奧斯曼帝國崩潰之后，作為原來帝國的統治民族，土耳其人在凱末爾的領導下用刺刀捍衛了安納托利亞。在那個時代，“威爾遜總統所倡導的民族自決原則并未取代這樣一種信仰，即對于某塊領土的所有權必須有‘歷史上的權利’（historic right）來支持。在土耳其這塊土地上，散落著赫悌人、呂第安人、希臘人、羅馬人、拜占庭人、亞美尼亞人所留下的印記。這是不是意味著，作為后來者的土耳其人對這塊土地沒有‘歷史上的權利’？” 通過把赫悌人說成是來自中亞的土耳其人，凱末爾史學家就把安納托利亞的“突厥化”追溯到了公元前3000年。這樣，土耳其人自然就成了安納托利亞最早的土著。

關于土耳其人對世界各大主要文明的貢獻問題，凱末爾主義史學家的做法是把歷史上說不清的問題加以“土耳其化”。在討論印度文明、意大利的拉丁文明、希臘文明等文明的起源時，一直是沒有定論的，都有“外來說”和“本土說”的爭議。文明史家們一般認為中亞地區是最早發生了文明人遷徙的地區，所以就有了“雅利安”說。凱末爾主義的史學家們通過把雅利安人“土耳其化”，就武斷地提出了世界各大文明都來自土耳其人的說法，在這一過程中，他們也使用了頭蓋測量學、語言學、考古學等知識。

概括而言，“土耳其史觀”就是借助于西方的知識來反對西方中心論。因為西方的正統史學長期以來都充滿了對土耳其人的“歧視”，說他們是野蠻的游牧民族的后代，只懂得破壞，沒有建設文明的能力。自19世紀以來，西方又出現了把自身文明之根追溯到亞洲的學說。于是，土耳其人就借助這些學說的成果，把土耳其人說成是西方文明（以及其他各大文明）的祖宗。土耳其著名的凱末爾主義史學家齊亞·卡拉爾說：“土耳其史觀的出現，是為了與那些錯誤解釋土耳其歷史的理論相對抗。土耳其史觀是一個反命題（anti-thesis），即針對那些傳統的、錯誤地解釋了土耳其人的歷史的歐洲史學家；它也是對教條的、孤立主義的宗教及王朝史觀的反駁；最后，它也是對唯物主義的和教條主義的反駁，后者都是由某些帶著侵略性政治目的國家提出來的。”

凱末爾時代的土耳其歷史學家也并不諱言自己的政治目的。在1932年召開的第一屆土耳其歷史大會上的總結發言中，著名的突厥民族主義者阿克儲拉曾強調指出，任何民族的歷史學都不得不超出實際現實，它必然要強調民族的情感與靈魂。他說，“土耳其史觀”就是來對抗舊的學說，并抵制那些偏愛歐洲與雅利安人的影響。 這已經再明顯不過了，20世紀初期的土耳其御用歷史學家并不像今天的歷史學家那樣強調客觀中立、謹慎小心的研究立場，他們坦然地認為歷史學就是應該為了民族和國家的利益而服務。同時，這個論述也告訴我們，“土耳其史觀”是針對西方觀念的一種防御性觀點。隨著凱末爾威權主義時代的結束，“土耳其史觀”在20世紀40年代就被土耳其官方悄然放棄了。

文/昝濤 選自《東方歷史評論（第3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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