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閉的社會中，人們得不到足夠的外來思想資源。他們只能轉身向后，從自己的傳統中去尋找精神支持，那就是伊斯蘭教。而且，清真寺是唯一一個國家無法禁止人們聚集的地方。人們在這里聚集，能做的就是用一廂情愿的宗教想象去比較現實中的丑惡政治。想象中的宗教原初狀態、返回傳統成為解決所有問題的萬能靈藥。在這種情況下，極端原教旨主義宗教興起，不是很自然的結果嗎？

到這里，就形成了惡性循環。阿拉伯國家的統治者因為忌憚宗教極端勢力的上臺，只好繼續維持對內對外的政治封閉。由于同樣的忌憚，西方國家不得不支持這些他們很看不慣的獨裁專制統治者。但這種政治封閉天天都在刺激更多的人同情甚至直接投身于極端主義。越封閉，宗教極端分子越多；宗教極端分子越多，政治越不敢放開。

當由于某種原因，政治封閉突然被打破以后，毫不意外地就是，各種極端勢力一下子冒了出來，到處橫行。他們的訴求，除了神，誰也不能滿足。失望和憤怒之余，他們就向無辜的人們舉起了屠刀。唯有如此，才能發泄他們那多年積累而來的憤怒。

宗教也有原因

雖然阿拉伯世界遍布獨裁和奴役，但實際上，伊斯蘭教的最大問題恰恰不是權威太多，若是權威缺失。伊斯蘭教并沒有天主教那樣的教士階層，沒有從教皇到底層牧師的等級制度。任何一個穆斯林，比如本拉登，都可以起而宣布為了純潔信仰，挑戰現有的宗教體系。

在西方政治發展史上，足以和國家相抗衡的教會體系至關重要。它提供了國家以外的另一個權力來源，并形成對國家權力的有效制約。正是在國家、教會二元權力的對立中，形成了很多構成現代政治基礎的元素。

由于缺乏這種體系性的宗教制度，阿拉伯國家的權威從來都居于伊斯蘭教會之上。阿拉伯世界也因此無從發展出現代意義上的分權政治體系。

僅有的類似天主教會體系的是伊朗什葉派的教士制度。因此，伊朗的神權制度看起來很黑暗，其實反而有可能在未來創造出更大的改革空間。霍梅尼可以把他和繼承人都弄成至高無上的宗教領袖，代價是他們只好也像教皇那樣永不犯錯——其實就是盡量少說話，一定要說，也模棱兩可、含含糊糊地說。體系的力量是雙向的，對外強大的同時，對內的約束力也跟著強大。

或許伊朗人有機會體驗中世紀以來歐洲人在國家-教會二元權力對立中的感受，在某種程度上以某種方式重走一遍歐洲宗教改革之路，并因此讓伊斯蘭教像基督教那樣發展為心靈指引，而不是目前這樣的現實規范。

但什葉派是穆斯林的少數。遜尼派是大多數。在遜尼派阿拉伯國家，宗教不是獨立于國家之外的另一種權力體系。政治和宗教之間的對抗是非體系和不正規的，不但不能導向對權力的法定約束，反而為各種極端主義打開了大門。阿拉伯國家政府，雖然腐敗低效無能，但確實比他們國內的宗教勢力和民眾要開明得多。

不受宗教體系約束、也不可能進入正式政治制度的各種散兵游勇，比如本拉登，爭相提出各種稀奇古怪、匪夷所思的主張，不是以現實性、可行性爭取人心，而是以極端性、徹底性、毫不妥協性獲得支持。越極端，喝彩者越多，追隨者越多。

而且，無論多么極端的主張，極端分子都不難從經典中找到根據和先例，并因此搶占宗教制高點。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恐怖主義是伊斯蘭問題，還是阿拉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