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在東南亞，就連某些保持長期對華合作的國家，都開始反思其與中國的關系。中國與緬甸的關系，曾一度作為區域合作的中心而被廣泛宣傳，卻由于緬甸對內的政治開放，對外尋求與美國及新的亞洲盟友（比如日本）的經濟、外交聯系，。兩者關系如今遭到顛覆。2011年，緬甸當局中止了由中國主導的密松水電站（Myitsone Dam）計劃，進而其后一系列價值數十億美元的中國在緬投資項目都被擱置或取消。最近，斯里蘭卡也重新評估了早先與中國緊密的投資與外交關系，該國新一屆政府表達了對先前雙方所一致達成協議的關切，擔憂這些中國的貸款與基礎建設項目會讓國家背負不可承受的債務負擔。該國已要求調整現有的與北京簽署的借貸協議；對中國而言，這種重新談判不單增加了直接的財務成本，更設定了一個令人不安的先例。或許是追隨斯里蘭卡的例子，阿根廷新總統毛里西奧·馬克里（Mauricio Macri）也暗示他可能會重新商定前總統與中國國家銀行簽訂的貸款協議。

迎難而上

中國在追求和平發展的外交及經濟政策上已經遇到了一些挑戰，但政府基本沒有因此停步。中國一直在奮力前進，利用同樣的發展邏輯維系著其在拉美及非洲地區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譬如說建立亞投行和實施一帶一路戰略。基礎設施的發展一直是中國和這些地區關系的特征之一，如今中國政府計劃建設連接非洲、中東并最終通向歐洲的新絲綢之路，發展基礎設施自然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但如果中國仍然遵照慣例，向高風險國家輸出直接投資并提供資源擔保型的融資服務，那這些新的基建融資規劃至少是有挑戰性的，最壞甚至會引發武力沖突。

然而，中國的領導層正越來越多也愈發明白地將發展與安全聯系在一起。習近平在2014年宣布說:“發展是安全的最高形式。”而這種觀點也愈發強化了中國學者對中國在一些非洲和中亞沖突中角色的判斷。官方和學術界對發展和安全關系的認識，符合中國認為物質財富是國內社會穩定基礎的長期論斷。因此，在中國領導人對和平發展戰略的不懈堅持中，有一方面經常被忽視：他們對發展的“魔力”有近乎頑固的信仰和信心。

最終，即便習近平的政策框架大體上還是從前任領導人那里繼承而來的，他還是理所當然地在通過像一帶一路和亞投行這樣的高調倡議，把這些政策打上自己的烙印。同時，他也在努力利用積極的海外合作助推他的國內改革議程。

隨著21世紀初的大宗商品貿易繁榮走向盡頭，新興市場的增長在放緩甚至出現負增長，中國的經濟也遭遇挫折，從習近平之前就一直對和平發展這種發展范例持有的樂觀估計，如今看來已經越來越不適合中國的經濟現狀。中國想要成為鄰國乃至世界發展的推動力，這值得夸獎。但怎么發展、怎么治理都是挑戰——尤其是在正經歷嚴重沖突的地區國家，這都既需要耐心，也要對國際領導權有更深刻的理解。中國通過高花費、高風險的新倡議來擴張及加深和平發展框架及政策之前，應該首先對其進行一番評估。

本文原載于Foreign Affairs，譯讀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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