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胡錫進與吳建民的對話，令我想起了一年前的一場爭論。

在一個云集了500位從事國際問題、外交研究的學者微信群里面，突然爆發了一場論戰，辯論從中午持續到晚上，百多人參與了這次論戰。

起因是一個學者（姑且叫他A君）指出：“做國際關系研究的，必須從國家利益出發，要有鮮明的政治立場，不能胳膊向外拐。誰要是不愛國，那就不要吃這碗飯！”

這種論調引起了不少人的質疑。這種論點很明顯帶有《環球時報》的色彩，講求政治正確，立場先行。我說：“一個學科如果不是建立在尊重客觀規律上而是建立在基于立場的詭辯之上，那是得不到發展的。”以國際關系學科比較發達的美國為例，盡管有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這樣的“學者+官員”，但也有無明顯立場的亨廷頓、基歐漢和戴維·辛格，更有帶有強烈批判色彩的諾姆·喬姆斯基和愛德華·薩義德。

雙方各有擁躉，你來我往幾百個回合，不僅覆蓋大江南北的學者，還有遠在新加坡、美國、澳大利亞、英國的學者加入戰團。到了深夜，A君為首的陣營潰敗，幾位學者憤然退群。但質疑派也沒有贏。他們之間又分成了各個小派系，繼續爭吵起來。

這一次學術“立場之爭”，看似小事一樁，實際上反映了整個學界的諸多問題，包括如何看待學術、怎么定義知識分子等。

二

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深受儒家思想影響，講求“學而優則仕”，讀書人最大的成就便是金榜題名，進而進京做官。學術與政治高度結合，做學問的目的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讀書是為了“治國平天下”，終極目標是“做帝王師”，這里面功利主義色彩非常濃厚。釣魚的姜太公也好，諸葛臥龍也好，都是權力相邀的佳話。如果屢試不中的讀書人，則生活在社會的底層，最有名的人物形象要數孔乙己。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更看重權力，并非對學術的虔誠。當代，在媒體界、知識界都有這樣的投機分子存在。具體是誰，你我心照。

再看看古希臘式的知識分子，他們與政治保持一定的距離，強調真理。赫拉克利特說過：“我不可能放棄我對因果律的研究，去當波斯國王。”古希臘有蘇格拉底，意大利有哥白尼、伽利略，英國有達爾文，俄羅斯有索爾仁尼琴等，都是為了真理與權威（政府、教廷）抗爭之人。葛蘭西對知識分子的闡釋是：“叱責腐敗、保衛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壓迫的權威，才是他們的本色。”而薩義德的表述更有代表性：“知識分子為民喉舌，作為公理正義及弱勢者、受迫害者的代表，即使面對艱難險阻也要向大眾表明立場及見解；知識分子的言行舉止也代表、再現自己的人格、學識與見地”，“知識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業余者’、攪擾現狀的人。”

兩種不同的風格，造就了兩種譜系的知識分子。在中國傳統社會，當“仕”成為知識分子的首要甚至唯一選擇時，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對權力的依附性就變得尤其突出，“道從于勢”便成為必然。但在西方，“道”與“勢”相對獨立。兩種路徑孰優孰劣，在近代科學發展中便見高下：一個飛速發展，一個原地踏步。19世紀東西文明相遇時，東方的潰敗便不足為奇。

現在國內高校的學科建設，是按照國外的學術分科進行。尤其是自然科學、醫學、經濟學等，都實現了“道”與“勢”的相對獨立。這是五四之后中國科技奮起直追的基礎。但是在社會科學上，尤其是國際政治學上，這一問題依然懸而未決。

三

國際關系這門學科，就是為“治國、平天下”而設，與現實政治、外交、博弈等高度結合，自然帶有古典士大夫的情懷。作為一項國家干部、新聞工作者、出租車司機、個體商販、中學生都熱衷參與的“全民運動”，誰都可以就國際關系說上兩句。由于“道”、“勢”不分，很多人的國際關系研究從愛國主義出發，帶有明顯的主觀情緒，失去了對學科專業性、科學性的把握。

2014年，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中東研究所所長牛新春，在《現代國際關系》上發表文章，指出了國際關系研究的問題：在理論、邏輯、研究方法等方面，都有很大的硬傷。其中，涉及到美國2001-2004年中東外交的400多篇文章，“無意識地”使用現實主義理論的運行，并非是系統的、規范的。實際上，現實主義早已經是過時的、不受歡迎的理論，但中國學者卻愛不釋手，牛新春認為，這是學界中“落后就要挨打”、“國強必霸”等狹隘民族主義觀點的投影。今天，《環球時報》依然帶有這種色彩。

實際上，外交風云瞬息萬變，如果在研究中講立場，會發現非常難跟進。比如57年之前中蘇友好時期，蘇聯是老大哥，學術立場要親蘇，什么都說好。后來決裂了，就變成蘇修，就要說它的壞。后來與俄羅斯好了，調子又扭回來。那么請問俄羅斯研究的學者怎么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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