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解的同盟：開羅會議背后的中美博弈
[摘要] 20世紀上半葉的中美關系簡直就是一場“糾結”，圍繞開羅會議產生的一系列神話和批判，正是這種“糾結”的直接體現—中國視三國宣言為結果，它關于戰后亞洲秩序乃至中國大國地位的設定
1943年11月，蔣介石、宋美齡與羅斯福（左二）、邱吉爾（右二）在開羅。
以“二戰”來說，1943年可視為那場遍及全球的毀滅性戰爭的分水嶺—日本人從瓜達爾卡納爾島撤退，德軍在斯大林格勒遭遇決定性失敗，墨索里尼政權垮臺，西北非和意大利大部落入盟軍手中。但回到歷史現場，當事人遠不能肯定這種轉變僅是偶然還是已成定局。這年春天，日軍以6個師團兵力向洞庭湖以西進逼，進入11月，戰線延伸到常德。當國民政府領導人蔣介石在11月中旬前往開羅、參加與英美首腦的第一次戰時峰會時，他最關心的仍是長江中上游戰況。至于會議本身，“應以澹泊自得、無求于人為惟一方針……對日處置提案與賠償損失等事，當待英美先提，切勿由我主動自提”（《蔣介石日記》），不必抱太高期待。
這種謹慎消極的姿態，在短短一個月后發生了驚人的變化。從開羅返回后，12月19日，蔣氏在第28期黨政訓練班結業聚餐上做題為“參加此次會議之觀感”的演講，言語間對印度、埃及等“殖民地人民之缺點”頗不以為然，開始以大國領袖自居。到了1944年2月第四次南岳軍事會議上，蔣介石更親自定下基調，對峰會成果作再三重申：“發表中美英三國宣言，認定東北和臺灣，都是我們中國的領土……這實在是我們中國百年來政治外交上最大的勝利。”在此之后，重慶政府發動了一系列宣揚開羅會議成果的輿論戰，持續至夏季豫湘桂會戰進入關鍵階段方作罷。
對開羅會議的這種態度反復不僅出現在親歷者蔣介石身上，中美歷史學家于此次峰會的評價也是大相徑庭。1949年前后的中國政府均認為開羅會議是中國被承認為國際社會重要主體的決定性證據，這次會議中，中國破天荒地采取較為自主的姿態介入國際事務，嘗試按照西方認可的法理程序和外交途徑界定并爭取自身利益，取得可觀成果。直到今天，當涉及諸如釣魚島、臺灣等主權問題的闡釋時，《開羅宣言》依然被兩岸政府作為直接依據和國際法文件加以引述。與之相反，在研究戰時中美關系的眾多西方著作中，開羅會議往往只以過渡者的身份出現；鄒讜的名作《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被公認為探究對華政策成敗的必讀書，但其中關于開羅會議的章節只有不到一個頁碼。
歷史學家赫伯特·菲斯曾感慨，20世紀上半葉的中美關系簡直就是一場“糾結”（Tangle）。圍繞開羅會議產生的一系列神話和批判，正是這種“糾結”的直接體現—中國視三國宣言為結果，它關于戰后亞洲秩序乃至中國大國地位的設定被認為構成一種承諾；而美國只把這種設定當作“可能”，“可能”是否轉化為“必然”取決于現實的政治和軍事力量。日后的歷史證明，中國無力承擔維持“大國”神話所需的成本，“可能”也就成為空談。而造成雙方巨大認識歧異的深層因素，早已埋藏在19世紀以來的中美關系中，并直接導向了1949年前后美國政府與國民黨當局的翻臉：這也是美國政界一度熱炒的“丟失中國大陸”問題的淵藪。
從“門戶開放”到“先歐后亞”
開羅會議中中美分歧的根源在于，中美兩國在中國戰場的戰略目的，其實有明顯的不同。在中國近代史有一非常著名的“門戶開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當時任美國國務卿海約翰在1899年發明這個詞組時，它包含有兩項目標：其一，美國樂見“各國對華商業機會之均等”，這和華盛頓視為國本的海洋性經濟的特征是一致的；其二，“為得此項機會均等，保持中國領土及行政之完整”，美國反對由單一強國控制中國。這兩項目標在1921-1922年的華盛頓會議上得到了堅決貫徹，長期以來人們也相信它們是19-20世紀美國對華政策的綱領。
然而，后世的歷史學家，如“冷戰之父”喬治·凱南在1951年就已發現，“門戶開放”的重要性和實際效果被夸大了：它更像是對既定秩序的承認，而不是切實的行動指南。列強在華利益的均衡是由中國廣袤的疆域和西方國家進入中國的順序決定的，美國只是承認了這一局面，卻不打算付出成本。在“庚子之變”后俄國入侵中國東北、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1937年東京決定全面侵華的關鍵時刻，美國從來沒有站出來以經濟和軍事手段維持“門戶開放”。即使在日本飛機公然炸沉停泊于長江的美國炮艦“帕奈”號的1937年12月，羅斯福總統也只是息事寧人、接受道歉了事。
當然，對南京國民政府這個有著明顯親美色彩的政權，華盛頓是抱有好感的。1933年9月它決定給予中國5000萬美元棉麥貸款，1936年簽署的白銀協定則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中國的幣值，并在1937年后緩解了抗戰軍費帶來的壓力。1938年9月，美國再度向中國提供2500萬美元桐油貸款，1940年又達成了關于2000萬美元華錫貸款和2500萬美元鎢砂貸款的協議。1940年11月底美日矛盾趨于公開之際，華盛頓宣布一次性對華貸款1億美元，用于購買非軍需品和穩定財政。以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為首的大部分美國外交官在1941年就已認定：“在戰爭中和戰爭后，應當承認中國是一個大國，它享有與強大的西方盟國平等的地位、并應得到復興。這不僅是為建立戰后新秩序作準備，而且是為了在東方實現穩定和繁榮。”這也是羅斯福對華政策的遠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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