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中后期的遠東國際關系與日本海軍的戰略選擇
——以海南島作戰為中心

1939年2月10日，日本海軍以在海南島建立飛行基地，從空中切斷河內、緬甸的援蔣物資通道的名義攻占海南島，其后，控制海南島6年有余，直至1945年8月15日戰敗。蔣介石曾痛斥海南島作戰為“太平洋上的九一八事變”[1]。日占時期，日本海軍試圖通過多種方式將海南島演化成第二個臺灣[2]，其對海南島的領土野心可謂昭然若揭[3]。有關日本海軍的海南島作戰，從研究史上而言，主要有三種視角。第一，追究日本的戰爭責任和揭露戰前日本侵略野心的視角[4]。第二，從日本海軍研究出發進行政治分析的視角[5]。第三，從遠東國際國際關系出發的視角[6]。就海南島問題而言，中國學者強于第一種分析方法，而在第二種及第三種分析方法上略顯不足。當然，研究視角以及側重點的不同，研究結果會有所差異。

事實上，戰時日本的內政并非鐵板一塊，即使是所謂暴走的軍部之內也存在想法相異的各種集團。因此，日本國策或是海軍戰略、政策的演變均是建立在日本諸多集團之間相互博弈、妥協的基礎之上，并且，還存在與變化的國際政治發生相互作用。本文試圖以海南島問題作為焦點，從日本內政、國際關系演變的角度，對日本海軍在1930年后半期的政策以及戰略決策進行考察。本文關心的問題在于，海南島作戰為何會在1939年2月此時間段實施？是由何種勢力、出于何種戰略考量、如何具體推動？海南島作戰與海軍的政策以及日本的南進國策是何種關系？海南島作戰具有何種意義和影響？本文試圖在批判、慎重地甄別史料的基礎上，使用日本防衛研究所戰史中心以及亞洲歷史資料中心所藏的第一次史料，并結合運用相關人士的日記以及回憶錄，對以上筆者所關心的問題作出解答。

一、日本海軍的十字路口

1920年代，受《華盛頓海軍軍縮條約》10（美）：10（英）：6（日）的軍艦比例以及美國《排日移民法案》的影響，日本海軍內部出現了對英美主導的國際秩序不滿的聲音，但是，當時基本認可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日本政府及海軍高層控制了這種的反英美風潮 [7]。伴隨著1921年12月13日華盛頓會議上《英美日法四國公約》的成立，在近代史上象征著日本聯手歐美列強的英日同盟成為了歷史。英日同盟的結束給日本社會帶來了長期性的情感沖擊，特別是對于一直以來從人才、技術、思想等多方面受惠于英國海軍的日本海軍而言[8]。當時在會議現場進行采訪的日本《時事新報》記者伊藤正德如此描述當天的場景，“實在是寂寞的葬禮。象征著東洋和平的常青樹一旦根部腐朽，一陣弱風之下便毫無抵抗地倒下了”[9]。而英國在英日同盟結束的當年，即開始著手強化其遠東的重要軍事基地——新加坡，這無疑加深了日本海軍對英國的不信任感與受害者意識。這種負面的對英認識一直遺留至1930年代，當時日本的主流觀點認為這是英美兩國為了顛覆日本在東亞的支配性地位而聯手展開的秘密外交[10]。但事實上，英日同盟終結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日本在中國大陸的侵略性行為——特別是對華21條的提出，使美英認識到英日同盟成為了日本在中國擴張的工具[11]。當然，日本并沒有如此理解。

1930年4月22日，英美主導的《倫敦海軍軍縮條約》再次沒有滿足日本10（美）：10（英）：7（日）軍艦比例的要求，導致日本海軍軍令部（下文略稱軍令部）對英美的強硬姿態開始徹底反感[12]。1936年1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退出第二次倫敦海軍軍縮會議，加上到1936年12月為止，《華盛頓海軍軍縮條約》以及第一次《倫敦海軍軍縮條約》到期失效[13]，這意味著歷來被人們稱作“海軍假日”（Naval Holiday）的時代就此終結。從1936年末開始，世界各國都將不再受任何海軍軍縮條約限制，日本也正式進入無限制造艦的海軍時代。這一年，日本海軍將其定義為“1936年危機” [14]，日本海軍也走到了歷史選擇的十字路口。

面臨全新國際形勢下的“后海軍假日時代”，海軍當局認為“面臨當下內外緊迫的新事態，特別是考慮到軍縮條約失效后國際形勢的變化，以及帝國維持東亞穩定的重大使命，首先要迅速確立穩固的國策，將國家之全體意志歸于其一，并以此為主軸向國家百年大計邁進，此乃帝國當下之急務” [15]。在此種危機感之下，代表海軍新戰略方向的海軍文件《國策要綱》于1936年4月出臺。文中強調“北守南進”，并首次將“南進論”定義為國策，提倡“從移殖民、經濟等兩方面向南洋漸進……（中略）面對必然而至的英、美、荷等國的壓迫阻礙，需時常慎重對待，并且完善實力以應對萬一”[16]。“北守南進”的提出，不僅存在限制陸軍主導的大陸政策的意圖[17]，更有將國力的主要投入方向引導至海軍建設以面對“后海軍假日時代”的含義。另外，文中的對美事項強調“以經濟上的相互依存作為基調，努力確立親善關系”，而對英事項則強調“對英慎重警惕的同時，利用歐洲微妙之政局和英殖民地政情，抓住英國在東亞權益中的間隙，極力謀求我勢力的進入”[18]。1920年代以來一直將美國作為主要假想敵的日本海軍，已經有將假想敵的主次順序進行調整的意向，而主要矛頭直指英國。

然而，陸軍與外務省方面對海軍提出的《國策要綱》，抱有極大異議[19]。1936年8月7日通過的政府文件《國策之基準》部分性地吸收了海軍的主張，例如，南進問題。《國策之基準》強調“在東亞大陸確保帝國地位的同時，向南方海洋發展”，“謀求向南方海洋方面發展我民族之經濟，努力避免對他國刺激的同時，采用漸進的和平手段謀求我勢力的進入”[20]，形式上確立了一種陸軍在東亞大陸維持現狀，國家發展開始向南洋拓展的“北守南進”態勢。但是，在對英問題上，《國策之基準》并沒有接受海軍的主張，而是強調“陸軍軍備以對抗蘇聯在遠東所能使用的兵力為目標”，“海軍軍備以對抗美國海軍，確保有足夠兵力掌握西太平洋的制海權”[21]，而對美備戰實際上是日本海軍于1920年代以來不變的目標，也就是說政府的認識在此問題上沒有質的變化。總體而言，政府文件《國策之基準》的通過，意味著歷來散落于社會層面的南進思潮正式成為日本的國家政策[22]，日本海軍因此而獲得擴張軍備的合理理由，海軍系統在日本國內政治中的發言權也將因此增強。并且，《國策之基準》中強調的使用經濟手段南進，而不是武力手段，這意味著日本政府基本認可歐美主導的遠東殖民體系，因此，《國策之基準》中所強調的南進國策并不具有從正面挑戰歐美主導的東亞殖民體系的性質。

日本海軍的戰略認識卻沒有因為政府文件《國策之基準》的出臺而有所改變。而是按照海軍自身的邏輯——《國策要綱》進行展開。出于經濟式南進成為國策的影響，海軍從自身的戰略判斷出發，認為南進必將導致英日沖突，這與政府文件《國策之基準》強調對美備戰的思考存在很大差異。海軍元帥軍令部總長伏見宮博恭王認為，“隨著帝國在南方的發展，和英國的利害沖突將很難避免” [23]。海軍中央的中堅層干部也認為，“日本采取南進政策，使用經濟手段進入荷蘭殖民地時，荷蘭必將依靠英國，其對日態度轉向強硬在預想之中”，“一直以來的美、蘇、中三個假想敵的基礎上，必須要開始考慮在東亞有復雜利害關系的英、荷兩國的敵對性”[24]。

為了深化日本軍隊在“后海軍假日時代”的戰略改革，從1936年1月開始，日本陸海軍拋開政府，秘密地開展了全面性調整1923年以來從未變更過的《帝國國防方針》與《帝國軍之用兵綱領》兩項軍隊綱領性文件的工作。海軍出于自身兵種戰略的考慮，強烈建議在日本軍隊的假想敵名單——蘇聯、美國、中國的基礎上添加英國。1936年2月13日，圍繞軍隊戰略改革問題，陸軍參謀本部（后稱參謀本部）與軍令部進行了第一次秘密會談。會談中，英國被如此定性——“對于帝國在東亞之經略最為妨礙的即為英國”，“英國必將采取狡猾多變的政策，利用帝國與他國的爭端以及日美相爭之機，企圖以實力的手段，確保、增進其在東亞的現有勢力”[25]。1936年5月1日，參謀本部與軍令部達成內部協定，確定添加英國作為假想敵，但是對英作戰要領（作戰細節）的討論被擱置[26]。隨后，在海軍方面的影響下，海軍航空兵部部長山本五十六起草了對英作戰方針的補充意見，并被接受 [27]。1936年6月3日，天皇親自裁可的《帝國軍的用兵綱領》中強調“以國防方針為基準，帝國軍隊作戰由陸海軍協同，搶占先制之利，采取攻勢，以圖速戰速決”[28]，并且假想了與英國開戰時，“迅速將敵之東洋艦隊消滅”，“占領英領馬來、英領婆羅洲島的要地，進攻香港與新加坡的敵之海軍基地，捕捉戰機消滅敵之前來支援東洋的艦隊”。這是日本海軍首次正式將英國列為假想敵，英日關系迎來了一次重大轉折。這種戰略變化即是海軍出于實施南進國策的需要，也是日本退出海軍軍縮會議之后強烈的危機感與受害者意識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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