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邊界問題是長期存在于中蘇兩國之間的歷史懸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由于中國“一邊倒”外交政策的確定以及中蘇同盟的建立，中國和蘇聯都一直不曾觸及邊界問題，兩國邊境地區的天空始終晴朗少云。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蘇之間裂痕不斷擴大，邊界爭端也即肇啟，并且隨兩國關系的惡化，邊界沖突不斷升級。面對蘇聯強大的軍事、政治壓力，以及美國對華政策的緩和跡象，毛澤東愈益明確了對中國的威脅究竟來自何方。由此，他在提出建立反帝、反修兩條統一戰線和兩個拳頭出擊的總體戰略之后，又開始考慮繼續調整中國的對外戰略。特別是在蘇聯不斷挑起邊境流血事件，導致中蘇邊界沖突升級后，毛澤東將中蘇邊界問題也納入其對外戰略之中，作為松動對美關系、聯合世界一切政治力量重點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一個重要斗爭手段，進而充分發揮邊界問題的制衡作用，掌握對蘇外交的主動權。1969年中國在中蘇邊界進行的自衛反擊戰即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其結果直接促成了毛澤東新的對外戰略的建立。

中蘇邊界問題的由來

中蘇邊界的劃分始于17世紀。沙皇俄國于16世紀中葉向東擴張，至17世紀下半葉開始與中國發生邊界問題。1689年中俄簽訂了第一個邊界條約《尼布楚條約》，規定了中俄兩國的東段邊界；1727年又簽訂了《布連斯奇條約》，規定了兩國的中段邊界；中俄西段邊界當時無條約規定，中國的西部疆界大約在巴爾喀什湖北岸。這樣，在19世紀40年代以前，中俄兩國在基本平等的基礎上，通過協商初步確定了兩國邊界的走向。

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沙皇俄國與西方列強勾結，迫使中國簽訂了一系列涉及邊界問題的不平等條約。在中俄東段和西段邊界，通過中俄《璦琿條約》(1858年)、中俄《北京條約》(1860年)、《勘分西北界約記》(1864年)、中俄《伊犁條約》(1881年)及幾個勘界議定書，將150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并入了俄國版圖；在中俄中段邊界，19世紀末葉以來，沙俄政府除通過控制中東鐵路，進一步向中國內地擴展其勢力范圍外，還把當時屬于中國的外蒙古看作是自己擁有特殊利益的地區，策動外蒙古與中國分離，并武裝侵占了外蒙古唐努烏梁海地區。1917年以后，中國歷屆政府曾就外蒙古問題與蘇俄、蘇聯政府反復談判、交涉，至1946年1月5日國民黨正式承認外蒙古獨立，原中俄中段邊界大部分成為蒙蘇邊界。至此，在沙俄利用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對中國進行了近一個世紀的蠶食鯨吞之后，中俄之間7300余公里的邊界基本確定下來。

俄國十月革命后，1919年7月25日列寧的蘇俄政府發表了對華政策綱領性文件“第一次對華宣言”。宣言中提出廢除的中俄條約僅指19世紀末至十月革命前夕沙皇政府單獨與中國政府訂立的中俄密約(1896年)、辛丑條約(1901年)和俄日簽訂的侵華條約，并不包括19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訂立的不平等的中俄條約。1920年9月27日蘇俄政府又發表了“第二次對華宣言”，明確宣布“以前俄國歷屆政府同中國定立的一切條約全部無效，放棄以前奪取中國的一切領土”。從字面上看，這一次清理中俄歷史遺留問題的立場似乎較第一次宣言又前進了一步，但事實卻并非如此。在以后的中俄磋商和談判中，蘇方代表始終堅持維持舊的不平等的中俄界約的立場，只是在“不堅持江左64屯歸俄國保有”上表現出唯一的一次讓步。1923年，蘇聯政府表示要以“完全承認中國在其領土上的主權”為重新簽訂條約的基礎，但這里的“領土”指的只是中東鐵路沿線地區及中國政府向舊俄政府提供的租界。面對中方代表提出的“取消中國與舊俄帝政時代各約”的要求，蘇方代表表示贊成，但其中有關中俄界務的應予除外。[5]1924年2—3月，中蘇兩國草簽解決中俄懸案大綱協定時，在中方提案和蘇方修正案中，有關廢止中俄條約一項，都注明是“通商”條約、公約等等，不過是在正式簽訂的《協定草案》文本中刪去了“通商”二字；關于邊界一項仍同前議：將重行劃定彼此疆界，未劃定之前，維持現有疆界。在1924年3月的中蘇談判中，北洋政府要求立時廢棄舊約，而蘇方拒絕。蘇方代表認為，舊約對于兩國疆界極有關系，若即廢止，則疆界無所依據。提出：“數百年來中俄所訂之條約何能一旦概行取消”？只是同意在新約未訂以前，舊約中有違反1919、1920年兩次宣言精神及有損中國主權的概不實行。致使中方代表在給北洋政府國務會議的報告中指出：關于廢棄中俄舊約問題，蘇方代表“態度甚為強硬，甚至于決裂而不肯讓步”。這實際上即表明，蘇俄第二次對華宣言中廢除一切中俄舊約的聲明并未超過第一次對華宣言所提出的條約范圍，將中俄界約也納入廢止之列。1924年5月31日中蘇正式簽訂了《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其廢止舊約與劃定疆界兩項均同于草案。此后至1926年，中蘇雙方舉行會談，商議重新劃界，訂立新約。囿于當時的歷史條件，談判無果而終。這樣，兩國疆界未能重新劃定，兩國平等新約未能簽訂，中蘇邊界問題作為歷史遺留問題，成為懸案保留下來，民國時期的歷屆中國政府都沒有再正式提出這個問題。

但是，蘇聯政府卻在1920年代末至40年代期間，乘中國國內混亂之機，又超越沙俄時代不平等條約的規定和公認的國際法準則，在烏蘇里江和黑龍江地段，把主航道中心線中國一側的700多個中國島嶼劃去600多個，面積達1000多平方公里；中蘇兩國還在1929年由于中東鐵路利益沖突的加劇，爆發過一次中東路戰爭。是年10月蘇軍攻陷中國邊陲重地同江，11月又猛攻札蘭諾爾和滿洲里，中國軍隊連連敗北。12月南京政府與蘇聯政府簽署《中蘇伯力會議議定書》，幾乎全部采納了蘇方的意見。其后中東鐵路恢復原狀，蘇方停止了軍事行動并撤軍。中東路事件雖是此期中蘇邊境的第一次大規模武裝沖突，但其緣起于中東鐵路問題，還不是中蘇雙方由邊界爭端而導致的邊界事件。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東北的侵略導致遠東國際關系發生重要變化，1932年12月中蘇恢復邦交。時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1945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締結的過程中，中蘇雙方雖在東北、外蒙、中東路等問題上發生重大分歧，但未涉及兩國邊界問題。在國民黨敗跡明朗化以后，蘇聯將對華政策的重點轉向中國共產黨，開始了對華關系的轉軌。總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雖然中蘇邊界呈現中俄界約線、兩國地圖線、實際控制線交錯并存的復雜狀態，但是，邊境形勢尚屬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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