漸進主義的確是美國發展的一大特點 – 不斷從改良和妥協中化解矛盾，避免了暴力革命、軍事政變和其他方式的無序的政權更替，在思想信仰上也沒有經歷過”和傳統決裂”的過程，基本上在原有的思想和政體的框架內不斷更新、變化。
1987年《美國研究》雜志創刊之初，筆者開宗明義曾提過中國人為什么要研究美國的問題，并給出了四個層次的”我見”。應該說，這第四個層次才是把研究美國列入社會科學的題中之義。但是做起來十分艱巨，自己有志于此，卻深感功力不逮。又過了近十年，才敢進行一些嘗試。
現代文明社會的基本訴求是發展和平等，一種制度，一個國家的興衰、先進、落后，也取決于這兩個問題解決的成功的程度。迄今為止，美國正是在相對成功地解決這對矛盾中走向強盛。從消極的治理社會弊病、克服危機方面說，它靠的是漸進主義，以改良避免暴力革命;從積極發展的動力方面說，它靠的是人才優勢和創新機制。這兩方面的根源都在于直根于美國歷史文化中的精神資源。本文就從這幾方面切入，對”美國特色”的發展道路進行探討。
(一)19、20世紀之交美國的狀況
南北戰爭的結果，不但廢除了奴隸制，而且使美國從幾十個半獨立的州的”聯邦”成為統一的民主國家，盡管現在的中央政府仍援例稱作”聯邦政府”，其意義與南北戰爭之前已大不相同。這點非常重要，為20世紀美國的演變奠定基礎。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19世紀最后30年，美國進入了迅猛的工業化時期，在這過程中經歷了社會轉型。1886年貝斯姆(Bessemer)煉鋼法的發明，使美國鋼產量首次超過了英國，而兩年后馬丁爐的出現更鞏固了這種優勢。從此美國一路領先于歐洲。姑以此作為近代美國的標志，到20世紀90年代的百余年算作一個歷史時期，即本文要探討的時期。19世紀最后20年也是馬克吐溫稱之為”鍍金時代”的時期，此時社會財富大大增加，大財團開始形成。比之于歐洲，一新一舊已經很明顯。盡管歐洲的走下坡路是在一戰之后，但是實際上到本世紀初發展的空間已經有限，所以開始醞釀打仗，這一困境已為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所道破。
而美國在一時期卻正像一架開足馬力的新機器，有的是潛力，方興未艾。與此同時，資本主義惡性膨脹，各種典型的矛盾也都開始凸顯，童工制、血汗制、危險而惡劣的工作條件、貧富懸殊、失業危機等等都日益加劇，如雨后春筍般生長出來的城市出現許多貧民窟，成為一切苦難、丑惡和罪惡的集中地。20世紀頭10年被認為是美國勞資關系史上最黑暗的一頁。一位歷史學家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況：
“誰擁有工廠、礦山，誰擁有給工人居住的房屋，提供工人作禱告的教堂，擁有學校讓他們的子女來讀書，誰直接出錢養活傳教士、教師、醫生，警吏、偶爾還有法官，誰—-不論是個人還是公司—-就擁有了工人的肉體和靈魂。連規定擁有奴隸的種植園主在管理奴隸方面都不能不講的寬大基督教人道主義，現在在殘酷的公司的管理中也沒有了。”
除階級分野外，種族也分等級，其不平等更甚于階級，這是美國一大特點。黑人名義上得到解放，實際上命運并未好轉，憲法第15條修正案形同虛設，解放了的黑奴在”自由”的身份下反而經濟生活更加失去保障。更有甚者，遭受種族歧視的不僅是黑人，還有猶太人、亞裔、以及南歐和東歐新移民。他們的習俗和宗教都與先來的英國和北歐的移民不同，他們對待遇要求較低，更易為老板所左右。這樣，19世紀末已經相當發達的工人運動所取得的政治權利和經濟成果受到了威脅，于是移民的優越性轉為負面效應。從19世紀最后20年起，美國就開始大規模排斥移民。
過去，社會矛盾沒有達到歐洲那樣尖銳的程度，是因為不滿現狀的人、缺乏競爭能力的人以及可能鬧事的組織者可以不斷往西行，留下的空位又有新移民來填補。此時”西進運動”已經到頭，全方位領土擴張基本完成，大陸邊疆大體定型。這樣，以往通過開拓新邊疆緩解社會矛盾的模式的余地已大大減少。
在這一切之上還有政治腐敗。能左右政策的特權集團主要有：內戰有功的退伍軍人及其家人后代、大工業家、金融家、鐵路建筑業主，等等。這些集團通過國會和當政者影響政策。再加以其他種種因素，原來以主持正義、公平，反對奴隸制，反對特權起家的共和黨已經和民主黨的右派結合起來，殊途同歸，成為保守的力量。各項政策更加明顯地為既得利益階服務。在政府用人制度上出現了所謂”分贓制”，即當選的總統把政府職位視為囊中獵物，在支持自己競選的人物中論功行賞，進行分配。這樣，必然導致公務員素質下降，政府威望和效能日益低下。總之工業社會和官僚政府的種種典型的矛盾此時在美國已經相當尖銳和突出，舊大陸的病癥新大陸似乎也難以逃脫，而且還加上美國特有的、先天的種族矛盾的頑癥。
歐洲許多國家在這樣的形勢下爆發了規模不等的動亂和革命。美國卻得以避免。列寧指出，爆發革命的條件是人民不能在原來的條件下生活下去，統治階級不能按原有的方式統治下去。美國的獨特處恰恰是統治者及時地改變了統治方式，從而也改變了人民的生活條件。這種改變是漸進的，當然也是不徹底的，但足以實現在穩定的局勢中使國家發展強盛。這種改良的力量并非只靠政府，而在于上、中、下三方面力量的結合，即：自上而下的政府的政策措施、自下而上的公眾批判和抗議運動，以及介乎二者之間的私人公益事業。并非所有國家都有條件做到這一點，美國有它特有的歷史文化條件，這就是下面要探討的。
(二)思想精神資源
通常人們對美國有兩種看法：一是歷史很短，沒有源遠流長的傳統;二是暴發戶，因而只有物質文明，精神文明貧乏。這是一種誤解，至少是不全面的。物質文明昌盛而精神文明貧弱，首先在理論上就說不通，那等于說一個民族不要精神只要物質就可以達到繁榮富強，這正好是我國當前相當普遍的認識誤區。有一點人們往往忘記，就是作為實行代議制的共和國，美利堅合眾國是世界最”老”的 – 美國獨立比法國大革命早13年。更何況，在獨立以前的殖民時代，歐洲早期移民已經在此繁衍生息了200年。因此不能說美國沒有自己的傳統。毋庸贅言，美國的思想資源來自歐洲，特別是英國，美國文明是整個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因而源遠流長。不過歐洲的思想傳到美國之后，在”新大陸”的土壤中進行了選種、變種、生根、開花、結果，就帶有了”美國特色”。
美國的精神傳統和思想資源簡而言之就是基督教新教精神和體現在憲法中的自由主義思想。基督教精神對美國人是一種無形的道德力量，在激烈競爭中賴以自律，在高度個人主義的社會中倡導集體合作，在貧富懸殊的情況下宣揚平等，是物欲橫流的濁浪中的凈化劑。關于自由主義，通常也有一種片面的理解，只強調個人自由競爭這一面，而忽視其包含平等的原則。事實上，所謂”天賦人權”，其前提是人生而平等，擁有某些與生俱來的不可轉讓的權利。約翰*米勒概括為思想、言論、集會結社、出版四大自由。在美國還特別強調機會平等，是在平等的機會中個人憑才能和努力獲得成功的自由。這種包含個人自由和公平兩個方面的自由主義在美國深入人心，成為美國人的共同理想，甚至是普遍信仰，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各族裔凝聚成為一個民族(假如可以稱作美利堅民族的話)的膠合劑，是在最大的差異中的共同標準，也是一切改良的動力和指針。
美國的政治體制從根子上說，從立國開始就擯棄了”人治”- 亦即依靠領袖魅力的治理 – 而堅決選擇了”法治”。在這點上華盛頓總統厥功其偉，史有定評。盡管多數來北美洲的歐洲移民，特別是參加獨立戰爭的開國思想家們都信奉立憲政府，不會贊成專制制度，但是在獨立之初，像一切第一代革命領導人一樣，華盛頓威望極高，在人民中也有被神化的傾向。只有他一人能使分裂的各派心服，維持了國家的統一。如果他當時有集權的欲望，或經不起權力的誘惑，或者過分相信個人的力量，不知不覺間以自己的意志來治國，也是可以做到的。另外，由于漢密爾頓和杰弗遜的不和，大家都希望他留任，如果他要當終身領袖，十分順理成章。但是華盛頓本人碰巧是權欲淡薄的人，這種”淡薄”不同于東方式的消極出世的個人修養，而是出于對代議制和憲法政府的堅定的信仰。他只利用他的威望促進符合法治原則的憲法和政府體制的建立，然后功成身退，再不干政，從而建立了健全的領導人更替制度，從一開始就為整個美國民主制度奠定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