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后，清朝經常選派官紳赴日考察教育、工商業等等制度實務。在以總結異邦制度精神為主旨的官樣報告之中，楊芾詳細記載在百余天之中去了東京上野公園十七次，“花街”淺草八次。這其中，有十三次是買票入場去看上野公園內的東京勸業博覽會。

1907年4月6日，陸軍部郎中楊芾開始他為期一百零六天的東瀛之行。甲午戰爭之后，清朝上至朝野下至民間均認為應當大力效仿日本明治維新之路，官方經常選派官紳赴日考察教育、工商業等制度實務。歸國之后，官員例行向派遣方提交考察報告，以日記體的形式詳述在日所見所聞。在這些以總結異邦制度精神為主旨的官樣報告之中，楊芾的《扶桑十旬記》更富于私人化敘述，詳細記載在百余天之中去了東京上野公園十七次，“花街”淺草八次。這其中，有十三次是買票入場去看上野公園內的東京勸業博覽會，楊芾“流連風景，頗會于心”。

一個清朝官員在東京逛博覽會，他看到了什么？博覽會的什么事物吸引著他？

1907年4月12日車抵東京客棧，才安頓下來三天，楊芾就約友人往上野看博覽會去了。《扶桑十旬記》中說：“日本自明治十年仿西洋各國之法，開勸業博物會于上野公園，鼓舞工商，力圖進步。”這里說的是，有見于歐洲興起的世界博覽會推進工業文明之神效，日本政府到1873年維也納世博會取回西經，以世博會為模板，明治十年（1877）日本第一屆內國勸業博覽會在上野舉行。所謂的“勸業”，正是“鼓舞勸勉”之意，至1904年，明治政府總共舉辦了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主要展示和銷售國產的機械、農業等產品。

日本產業技術史上許多標志性事物，都是首先在勸業博覽會上展出，博取個開門紅，然后才向市場推廣。日本第一輛路面有軌電車，1890年在第三屆勸業博覽會首次展出之后，開始在東京市區運行。楊芾一到東京，給他帶來最直觀震撼的就是這種現代化城市交通，4月13日記：“東京電車絡繹，自晨至夜半，來往不絕，行人稱便，車有黃色綠色紫色區別，各行地段……登車買票，無論遠近，每人五錢，合中國五十文。”1907年行駛于上野公園的電車是一五〇型號，由兩個二十五馬力的電動機驅動，長約二十五尺，載客量四十人。有了如此方便快捷的電車，楊芾才可以半天時間參觀東京帝國大學等例行觀摩點，剩下半天時間用來四處閑逛。

前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皆由明治政府主辦，從第六屆開始，東京府決意借用民間資本獨立承辦，也就是楊芾所見的這次東京勸業博覽會。原定會期從3月20日至7月31日，后來又延長到8月25日，比往屆多出四十天。在上野公園十七萬平方米的范圍之內，設立了三個會場，十九個分館，規模之大，前所未有。

勸業博覽會出版了各式各樣的一覽圖、地圖、號外，今天在神保町舊書店還能時不時翻尋到。每逢星期天，博覽會主辦方就會印發《東京勸業博覽會案內》，一圖在手，全日本火車時刻表、東京電車路線圖、各分場和分館介紹、各大商號廣告，悉數掌握。楊芾極為贊許這樣的繪圖意識：“日本各事，均有圖繪，俾愚民易于通曉，誠教育之良法也，且商人亦易于獲利。”

這次博覽會一共錄得六百八十萬兩千七百六十八人次入場，六這是什么概念？1908年東京府統計人口總數為兩百十八萬人，要達到六百八十萬人次，除了全城出動之外，各地上京觀景的外地人肯定也不少，此外就是像楊芾這樣貢獻了十三次全票的外國人。勸業博覽會的新奇內容吸引游客之外，門票價格合理也是因素之一。楊芾記道，一張總入場券，可裁開分用，“購券十錢，未滿十二歲及軍人學生五錢”，逢星期天和大祭日則加五錢。十錢的門票有多便宜？當時雞一只約一圓（一百錢），楊芾雇人洗衣服，每件三錢，等于清國的三十文。而當時東京宿舍費是多少？“月費十三圓有奇。”也就是說，楊芾少洗三件衣服少吃半條魚就可以看一次博覽會，而一百零三年后的上海世博會普通門票是一百六十元，可以吃多少魚又可以洗多少件衣服？

一百零七年前的博覽會入場券，今天還有藏家珍藏著。除了楊芾提到的三聯票，此外還有“夜間觀賞券”，單售五錢，這是進入第二會場觀賞不忍池夜景專用的。這一年的博覽會夜景，是明治時代集體記憶的經典場景，因為歷史上第一次，不忍池籠罩在通明電燈之中。

日本國產燈泡是1890年第三次勸業博覽會上由三菱會社研發推出的，憑借三次博覽會的成功展示，三菱作為日本電氣文明主導者的企業形象已深入民心。1907年的勸業博覽會，三菱會社再接再厲，獨力建造一座西洋建筑三菱館，甚至拿出三萬五千顆燈泡，把不忍池邊一字排開的臺灣館、外國館、三菱館、瓦斯館都連上電線。一連四個月，不忍池變成了燈火通明的不夜天。民眾紛紛夜訪博覽會，為古老不忍池中的現代燈光倒影驚嘆喝彩。明治時期國民作家的夏目漱石也把不忍池夜景寫進小說《虞美人草》中，男主角宗近君追求女生，特地花十錢買了兩張夜間券，到霓虹燈倒影里談戀愛。

當時的報章將博覽會夜景賦予“文明象征”之意義，連篇累牘地報道。1882年東京銀座架起第一座弧光燈，日本由此進入電氣文明時代，到楊芾們造訪日本時，東京的街道已經實現了電氣照明。剛剛從1907年入夜便一片漆黑的北京城出來，見到東京“一路市廛檐際，密排電燈”，可以想見清朝官員在燈光如晝的電氣文明面前受到的震撼。

楊芾十三次買票入場去看什么？十七萬平方米的會場實在是太大了，他每次去，只是專攻一個會場，比如4月15日第一次入場他就直奔第二會場的器械館，爾后的兩個月間，他又五次到第二會場，細細觀察制鹼機、抽絲機、礱米機、切面機、制衣機、印刷機各種新型機器的工作原理，感嘆“均較人工捷逾百倍”。

6月3日，楊芾到第一會場補游農業館，見到有一處集中羅列稻粒、豆、麻、茶、蠶種、漁家用物、農家用物之類的百姓日用品，“乃嘆日人設博覽會，非徒炫華麗、廣商業，且藉以開民智，俾之增見聞也。中國當仿而行之”。

廣商業，開民智，增見聞，楊芾總結的三點，確實是明治時期博覽會的精髓所在。勸業博覽會上林林總總的國產機械，絲毫不遜色于外國館的進口器械，這便是明治政府推行了三十年“工業立國”之國策結出的碩果。為了激發國民對于工商實業的熱情，博覽會將全世界的工業文明成果陳列在一起，1904年游日的江寧候補道官員許柄榛在其《甲辰考察日本商務日記》中極力推崇日人將博覽會辦成商戰預演場的辦法：“見其萬貨列陳，比較優劣，以激動商戰者之心志。吾知彼國工商游歷其境，敵愾之心勃然發焉，求勝之情油然生焉，孰不思發明新制度、力爭上游乎？”

經歷甲午戰敗、庚子事變、日俄戰爭三次沖擊的清朝官紳，到了氣象一新的東瀛所感受到的震撼，一定是今天的我們難以感同身受的。而他們的考察日記中屢屢提到的一些場所，如果不細細考究，我們也很難重返歷史現場。1903年被袁世凱派往日本考察教育的王景禧在其《日游筆記》寫道：“晚至本鄉勸工場，百貨雜陳，電燈照耀如晝。”王氏在日五十多天里，六次到勸工場“考察”，換成今天的說法就是，清朝官員王景禧利用公務考察之便，六次到東京銀座高級商場購物，而且是在晚上。

勸工場，就是勸業場，明治時期的綜合百貨商店。1877年上野舉辦第一屆內國勸業博覽會，這次博覽會留下大量的展品和產品，主辦方就在東京蓋了一個“東京勸業場”做一次清倉大甩賣。借著勸業博覽會的東風，勸業場的生意十分火爆，于是1878年至1903年，東京一下涌現了二十七家勸工場、勸業場、勸商場，其中以1888年開業的“九段勸業場”規模最大，成為此后三十年的東京時尚坐標。

勸業場把全國著名商號集合于一處，商品一一明碼標價并且陣列開來，晚上繼續營業，方便極了。清朝官員楊芾對此更感新奇，日記中記載他幾乎逛遍了東京的勸業場，認為“可以鼓舞商業、比較工藝”。雖然日記沒有記載他買了什么，但一見招貼必入之，等到他半天時間里在方圓不到一公里之內連見三個勸業場，終于產生審美疲勞，小發牢騷道：“何勸業場之多也！”

1900年代極力仿效東瀛的清政府，曾于1905年在北京設立勸工陳列所，附設勸業場（即今前門勸業場）。此前，1902年張之洞在武漢創辦兩湖勸業場，1907年，袁世凱在天津中山公園建成勸業會場，1909年成都勸業場開張，那是一個大江南北仿效日本勸業的年代。京官楊芾到東京勸業場，不止“逛”，他還觀察日人招徠生意的手段——當日在東京勸業場買足三十錢，即獲“福引券”一券參加抽獎，抽得一張紙條，“條內有字，可另得貨物，貴賤無定，蓋招徠之意也”。

1907年東京勸業博覽會創下六百八十萬人次入場的新紀錄，首先歸功于夜景和華麗的陳列，還有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娛樂設施——摩天輪、水上滑梯。

1893年世界上第一臺摩天輪在芝加哥聳立，鋼鐵巨人的形象頓時成為日本人眼中機械文明的象征。時隔十四年，不忍池的入口處，日本國產的摩天輪（日語稱為“空中觀覽車”）矗立起來，十八個座艙，高八十尺（約合二十二米），在當時已是東京第一高度。盡管登上觀覽車的成人門票要花十五錢，比博覽會總門票還多出五錢，游客還是愿意排著長隊掏錢上車，在空中盡覽東京。

摩天輪票居然比總門票還高，這是因為這一屆博覽會不再是國家行為，它更多地依賴民間資金來籌劃組織。“藉以開民智，俾之增見聞”，那是官方的期待，而從民間的立場，玩得開心的“余興節目”才是重點。散布于三個分場的水族館、娛樂館、不思議館、水晶館、自動活動寫真館，反倒是此次博覽會的人氣場館。楊芾雖然把六次游覽時間放在器械館，其他的七次，他到娛樂館看“木人跳舞，婦人在電氣中衣分各色”，到不思議館觀看被視為“幻術”的無線電報、X光、火藥表演等，又到世界周游館，在各國都城港口險要的“活動大寫真”（小電影）中恍惚實臨其地。

最能體現1907年勸業博覽會的新時代風貌的，莫過于不忍池上五十尺長（約十三米）的“進水戲”水上滑梯。這一從歐洲引進的新型水上運動，被是年海報稱為二大余興，花上二十錢，游客便可坐在飛艇內飛速地直插水面，享受驚險刺激的現代體驗。

1907年7月2日，楊芾最后一次參觀博覽會，他在上野站下電車時，遺失了票夾，“不自知也，甫行數十步，有同車人追呼送還，可感可佩”。那天楊芾還在勸業博覽會場外見到幾個大漆板，將某日拾得游人遺失物件，標明于上，并注明是何式樣，令人來領，無隱匿者，亦無冒領者。由博覽會貼心的公共服務設施引申開去，楊芾感嘆說：“比諸古者道不拾遺之風，或猶未能企及，然束身自愛，恥為茍賤，不愧禮儀之邦矣。”

這一天的見聞，在楊芾的東京記憶中定格。廣商業，開民智，增見聞，是為一個清朝官員的現代博覽會記憶。

本文作者吳真，文載2014年11月23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原標題為《一個清朝官員的東京博覽會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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