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前，東北、華北區域已被中共掌控，華北、東北人民政府建立。其他地區，要么剛剛解放，要么還處于尚未完全解放的階段，無法通過民主程序成立大行政區人民政府，只好以軍政委員會的形式存在，如西北、華東、中南、西南軍政委員會。其中，成立時間最早的當屬西北軍政委員會。

1949年11月17日至23日，西北局召開蘭州會議，研究決定西北軍政委員會及所屬各省市政府組成人員名單。兩個月后，西北軍政委員會宣告成立，為西北地區最高政權機關，委員會駐地西安市，下轄西安、陜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委員會主席為西北局第一書記彭德懷，副主席為西北局第三書記（1950年2月后為西北局第二書記）習仲勛。

彭德懷與習仲勛擠一個土炕

1945年10月，高崗奉命離開延安到東北開展工作。在擇選西北局書記一職時，毛澤東建議，“要選擇一位年輕的同志擔任西北局書記，就是習仲勛，他是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當時，中央對習仲勛的工作曾有過兩種考慮：一是與高崗一起去東北工作，二是隨陳毅去華東，但毛澤東考慮再三，還是決定把習仲勛留在陜北，讓他領導西北局建設、鞏固好陜甘寧邊區。

1947年春，國民黨對以延安為中心的陜甘寧邊區和山東解放區發起重點進攻。黨中央、西北局、西北野戰軍在延安召開動員大會，號召全邊區軍民積極行動起來。3月17日，黨中央做出組成西北野戰兵團的決定，以不到3萬人馬的兵力對抗胡宗南集團25萬人。新組建的西北野戰兵團司令員兼政委為彭德懷，習仲勛任副政委、后任政委。因習仲勛長期在陜甘寧邊區工作，與邊區干部和群眾有密切的聯系，故他在協同彭德懷指揮西北野戰兵團作戰時，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在四個多月的時間里，西北野戰軍三戰三捷，成功伏擊青化砭、羊馬河，順利攻打蟠龍鎮，進軍隴東、三邊地區，大大挫傷了國民黨軍的進攻銳氣。國民黨軍四個旅部，十三個團及兩個保安隊被殲滅，西北野戰兵團繳獲了大批武器彈藥與糧食物資，蔣介石“三個月解決問題”的企圖化為泡影。

在這四個多月的戎馬生涯中，習仲勛與年長自己15歲的彭德懷常常因為環境所限擠在一個土炕上睡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時任野戰軍副參謀長的王政柱回憶：我經常看到，彭總制訂的作戰計劃，在交付討論之前，總要先同仲勛交換意見；彭總草擬的命令、指示，在送電臺發出之前，總要讓仲勛再作推敲和修改；收到中央重要文電，彭總看后立即同仲勛一起商量貫徹意見。據不完全統計，這期間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名義發給彭德懷、習仲勛，和彭德懷、習仲勛發給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的電報達96份之多。這些電文均以彭習并列，毛澤東還在電文中直稱他們為“彭習軍”。當年的隨軍記者田方后來回憶，隴東、三邊戰役結束后，部隊在靖邊作短暫休整時，彭德懷曾深有所感地對習仲勛說：“我們合作共事，你幫了大忙。你和劉景范同志熟悉邊區情況，使我能夠集中精力考慮作戰方面的問題。”

考慮到解放大西北，徹底打敗胡宗南集團軍對陜甘寧邊區的侵犯，1947年7月，黨中央決定讓習仲勛以西北局書記的名義與賀龍共同指揮陜甘寧晉綏聯防軍，由兩人合力負責后方黨、政、軍、民、財政、經濟、土改、支前等方面的工作。他們通過開展土改，成立西北財經辦事處、統一生產建設與金融貿易等措施，積極拓展后方，有效地保障了戰爭的需要。

1948年春，陜北，五省聯防軍區、陜甘寧邊區政府、西北局領導合影。站者第一排左起：西北局民眾工委主任馬文瑞，晉綏分局副書記張邦英，張經武，西北局常委賈拓夫，聯防軍副司令員王維舟，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和王維舟之子，聯防軍司令員賀龍和兒子賀鵬飛，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楊明軒，西北局書記、聯防軍政委習仲勛。坐者：聯司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和女兒李延妮。后排左起：西北局秘書長張德生、西北局副書記馬明方

比諸葛亮還厲害

隨著解放軍進入新疆，解放西北任務宣告完成，1949年12月25日，彭德懷回到西北局駐地西安，經歷了數十年征戰生活的他暫時告別戰場，開始以西北局第一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身份經營西北。剛下飛機，彭德懷即發表談話，號召全體軍民節衣縮食，艱苦奮斗，使西北面貌煥然一新。

其實早在1949年9月27日，彭德懷在蘭州致電在西安主持西北軍區日常工作的西北軍區政治委員習仲勛時就提出：各項工作必須有一個全盤（五省）籌劃，尤其是經濟建設，使生產運銷逐漸走上比較計劃性。彭明確表示，“在戰爭結束后，財經開支必須做到量入為出，銀行發行（貨幣）盡可能用在發展生產。”不僅如此，他還注重推動農業、能源生產，公路、鐵路、航空建設與發展，嚴禁鋪張浪費，倡導反腐倡廉。在西北軍政委員會任職不到一年的時間，彭德懷再次奔赴戰場，西北地區工作由西北局第二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習仲勛全面接管。在習仲勛的主持下，1951年底，西北地區的各項工業生產恢復并超過戰前水平。

由于西北地區幅員遼闊，民族眾多，因此，如何妥善解決民族、宗教問題，至關重要。對此，習仲勛提出應“謹慎穩進”地推動民族、宗教問題的解決，“絕不能用強制的辦法、命令的辦法來強行讓人家不信。當少數民族的覺悟尚未提高時，不能過急，要善于等待他們覺悟??絕不能脫離群眾??但也不能犯狹隘民族主義的毛病”。如何貫徹“謹慎穩進”？習仲勛認為，“一定要先做好爭取各民族上層、爭取宗教方面人物的統一戰線工作”，“先通過他們，減少阻力，增加助力”。

通過團結上層，在習仲勛的帶領下，西北局很好地解決了新中國成立后的西北叛亂問題。1949 年 12 月馬步芳殘部發動叛亂，一些漏網頭目逃到青海昂拉部落，向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戶項謙贈送大量槍支彈藥、馬匹和金銀財寶，拉攏并慫恿項謙叛亂。在謠言蠱惑下，項謙脫離中央政府懷抱，組織“反共救國軍”第二軍，形成反動武裝割據。從1950年9月到1952年4月，在習仲勛的指示下，西北局先后 17 次派省級干部、活佛、藏族部落頭人及各界愛國人士，到昂拉地區做項謙的爭取工作，政治爭取無效，人民解放軍于1952年5月1日進剿昂拉，2個月后，項謙歸順投誠，他在后來參加西北軍政委員會會議時，特地向習仲勛獻哈達，表示：“習書記救了我一命，也拯救了成千上萬的藏族同胞，不然的話，將會有多少人頭落地！”得知此事后，黨中央表揚了西北局，毛澤東特地稱贊習仲勛“比諸葛亮還厲害”。

1952年9月，在毛澤東的親點下，39歲的習仲勛進京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同年，西北軍政委員會改為行政委員會，兩年后，西北軍政委員會連同西北局一起，消失于歷史的舞臺。

文/李崇寒 本文節選自《國家人文歷史》2015年3月上

參考資料：賈巨川《習仲勛傳》、《彭德懷傳》、何立波《主政大西北時的彭德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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