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蔣介石坐鎮峨眉山指揮“剿共”。據說，當年蔣介石在峨眉山住下后，常與山上高僧交流，亦曾向高僧求得一簽，簽語是“勝則重（慶），敗則（臺）灣”。

雖然現在無法證實這則在民間流傳甚廣的傳說之真偽，但有人卻對與蔣介石半生淵源最密切的兩個地方總結為“生不離川，死不離灣”。隨著國民政府移師重慶，川渝之重要性更為凸顯，在蔣介石的若干個兼職中，其中就有四川省政府主席一職。雖然蔣介石一生任職無數，但親自兼任地方省政府主席，恐怕并不多見。要論起頭銜，蔣既做過國民黨總裁，也擔任過中華民國總統，但他最看重的卻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職位，即被稱為“蔣委員長”。

抗御外侮，整理軍事

軍事委員會是國民政府的最高軍事領導機關，最初成立于1925年在廣州國民政府建立后。1925年7月5日，國民政府公布了第一個《軍事委員會組織法》，確定了“以黨建軍”、“以黨治軍”的原則，規定軍委會“受中國國民黨之指導與監督，管理統帥國民政府所轄境內陸海軍、航空隊及一切關于軍事各機關”。但抗戰前的軍委會多采委員集體領導制。1928年6月15日，南京政府宣布“統一告成”，“二次北伐”完成，依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中央建制轉入“訓政時期”，軍委會被裁撤，其一切事宜分別移交軍政部、參謀本部、軍事參議院、訓練總監部辦理。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為實現全國軍令的統一，恢復軍事委員會又被提上日程。不久，“一·二八”戰事波及南京，國民政府西遷洛陽，1932年2月6日，軍事委員會在洛陽重新成立。3月5日，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通過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大綱》明確了設立軍委會的目的在于“抗御外侮，整理軍事，候抗日軍事終了，即撤銷之”。并規定軍委會直隸于國民政府，為全國最高軍事機關，蔣介石為軍委會委員長兼總參謀長。此后，蔣介石便以“蔣委員長”的名義指揮全國軍隊，并在重要地點如南昌、武漢、重慶、北平、西安、成都、廣州等地設置委員長行營(轅)進行指揮。

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雖明確規定：本會設立的目的在于“抗御外侮，整理軍事”，實際上至抗戰前夕，軍委會的精力主要用于“圍剿”紅軍和消除異己。直到1935年下半年，蔣介石才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攘外”上，著手“整理軍事”，作抵抗“外侮”的準備。由于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認識不盡一致，各地方實力派或消極對待，或堅決反對，福建和兩廣更以“事變”的形式一度與蔣形成軍事對抗，從而使軍委會的統帥地位大打折扣。

機構龐大，指揮欠靈活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為“適應非常時期所需”，國家權力需要高度集中。正是利用這個特殊的環境，蔣介石將黨政軍三權集于一身，進一步強化了個人獨裁及其權威。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抗戰時期就發展成為國民政府中地位最高、權勢最重的部門。它名義上直屬于國民政府，實際上權力比國民政府要大得多。

八一三事變的前一天，1937年8月12日，國民政府國防最高會議和黨政聯席會議決定，以軍事委員會為抗戰最高統帥部，并授權軍事委員會對黨政軍實行統一指揮。8月27日，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授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組織大本營，以蔣介石為陸海空軍大元帥。后因“蔣公不許可，謂未經宣戰不必另設名目”，大本營之議取消，改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使陸海空軍最高統帥權，并授權委員長對于黨政的統一指揮權。

從8月起，蔣介石著手改組軍事委員會。將原軍委會擴大為第一部（作戰），第二部（政略），第三部（國防工業），第四部（國防經濟），第五部（國際宣傳），第六部（民眾組訓），后方勤務部，衛生勤務部，國家動員設計委員會等機構。10月，又增設軍法執行總監及農產、工礦、貿易三個調整委員會，并于此三個調整委員會之下設水陸運輸辦事處。這樣，軍事委員會就不僅是一個軍事機關，而且管轄到政治、經濟、司法各方面。11月，軍委會機構進行調整，將中央黨部的組織、宣傳、訓練三部暫歸軍委會指揮。軍委會第二部取消，其職權和總動員有關的事項則歸入國家總動員設計委員會辦理。第五部取消，其職權歸中央宣傳部。第六部與中央組織部、中央訓練部合并。于是，中央黨部的工作系統也納入了軍事委員會，達到黨政軍一元化的目的。

然而，由于機構龐大，指揮欠靈活， 1938年1 月，軍委會再次進行調整，將軍事與政治、黨務各回復其原有系統。同年1 月17日修正公布軍事委員會為戰時最高統帥組織系統，軍委會直隸國民政府，設委員長（蔣介石）一人，由正副參謀總長（正：何應欽、副：白崇禧）、軍令部（徐永昌）、軍政部（何應欽兼）、軍訓部（白崇禧兼）、政治部（陳誠）等部長及軍事參議院院長為當然委員，委員中還包括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陳紹寬、程潛、李濟深。根據《大綱》規定，委員長“統帥全國陸海空軍，并指揮全民負國防之責”，“各委員襄贊委員長籌劃國防用兵大計”；“參謀總長為委員長的幕僚長，指導本會各部、會、廳，襄助委員長處理一切事務。”

與抗戰前相比，調整后的軍事委員會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首先，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職權加重了。抗戰開始后，軍事委員會取消了常委，只設委員長1人，由陸海空軍大元帥蔣介石兼任，負國防全責。軍事委員會委員贊襄委員長籌議國防軍事事項，而非此前的共同議事關系。其次，軍事委員會的地位提高了。戰前軍事委員會雖享有與五院平等的地位，但其職能與機構是很有限度的，只有為執行其正常軍事職責參議所需的機構。而參謀本部、訓練總監部和軍事參議院等雖受它監督，卻是單獨組織，不受其直接轄制，軍政部則為行政院的一個部門。但抗日戰爭爆發后，軍事委員會之下組織了幾大行政部門，包括有軍令部、政訓部、政治部，其機構較之國民政府其他直屬機關都龐大。此后雖經過調整，但軍事委員會仍掌握一部分行政權力。這樣，國家權力逐步向軍事委員會集中，也就是蔣介石個人權力的日益集中。

改組后的軍委會成為真正的全國最高軍事指揮機關和最高統帥部。同時，與戰區—集團軍—第一線軍、師的指揮系統相呼應，作為軍委會委員的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程潛均兼任各戰區司令長官，從而使軍令得以及時傳達和貫徹，有利于集中統一指揮。經過改組，就指揮體系而言，軍委會實現了由平時到戰時領導體制的轉變，基本上適應了戰爭的需要。比如在徐州會戰前，為樹立戰時軍紀，保證戰區間中央命令得以徹底貫徹，蔣介石特在開封召集軍事會議，出席者皆為第一、五兩戰區軍長以上之人員，會議期間將違令撤退的韓復榘拿辦。臺兒莊大捷之后，白崇禧將之歸為“全賴最高統帥之賢明領導，將能戰之兵迅速調至戰場與敵消耗，以及李長官之能用兵與各軍將士之能聽命”。這種戰時權力的集中無論是對統籌全局，還是保證對軍隊的控制上都是必要的，不過這也非常考驗最高指揮官的指揮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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