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化政治體制設計

西方國家的政治體制以多元主義為特征。這種多元主義的突出表現，就是在國家權力體系的最高層面，并存著兩個以上平行的權力機構或掌權者。也就是說，它是一個水平的平面，是一個平頂山結構而沒有一個金字塔式的尖頂。

古希臘城邦的典型體制是多元化的。它表現為沒立平行的若干機構和同一機構內設立平行的若干職位。比如在斯巴達，就設有并列的兩個國王。兩個王并存，已經為中國人所難以想像，可這兩個國王還不是最高首腦，有五個監察官負責監督他們。此外還有更為重要的公民大會和元老院。在雅典，政權結構更為復雜。有公民大會、五百人議事會、陪審法庭、元老院，執政官是九名，將軍則是十位。羅馬城邦時代的政治體制更是多元主義的典型。它的體制可以說是人民大會、元老院和高級官吏三足鼎立，其中人民大會是三個（一說為四個）并存，元老院有數百名成員。其高級官職的建制更是獨具特色，其中大多數官職都不是一人充任，而是有兩個以上權力和地位平等的官員充任。羅馬人在建立共和之初就選舉了兩個權力相等的行政長官取代原來的王作為國家首腦。行政長官的權力并不亞于王，不過他不是一個人而是兩個人共同執政。普魯塔克在解釋羅馬人為何設兩個平行的行政長官時說：“人民憎惡君主政體這個名稱，認為在權力分散的政權的管束下，煩惱可能會少些。于是他們提議并要求選舉兩個人擔任最高職位。“當代羅馬史專家L.霍莫認為，羅馬人設立兩個平行的高級官職的做法學自意大利人，其目的之一是防止個人專權。所以高級高職的多元化就成了羅馬人共和精神的一個標志得到維護。在共和國機構最發達的時期，最高官職執政官是二人，監察官是二人，保民官多達十人，最高裁判官是十六人。其中多數官員的權力都具有協議的性質，他們所作的決定必須全體一致通過方有效，官員之間相互有否決權，哪怕只有一個成員反對，決議就不能成立。

城邦時代的政治體制奠定了西方多元化政治傳統的基礎，它典型地反映了西方人的政治心態。羅馬帝國時代雖然建立了個人專制，但到帝國末期，羅馬人竟獨出心裁地創造了“四帝共治”制，在一個統一的國家內，由四個帝王分別治理不同的地區。中世紀西歐盛行君主制，然而只是從中世紀末期起約二百多年的時間里，君權才真正成為一元化的，在大部分時間里，它在縱向上受貴族集體權力的制約，橫向上有國家與教會、俗權（或王權）與教權的分離，在同一個社會共同體內出現兩個并列的權力體系。在中世紀占主導地位的政體學說是源于希臘羅馬的混合政體理論，它要求在國家權力機構中，君主、貴族和人民的權力并存，并相互制約。

近代西方人普遍接受了由混合政體理論演變而來的分權學說。近代的三權分立是最典型的多元主義設計。它把國家權力分割為三個部分，分屬三個不同的機構，這三個機構互相平衡，互相制約，沒有一個機構也沒有一個人的權力是至高無上的、絕對的。“沒有分權就沒有自由”，“國家三種權力合一就是專制的同義詞”，這種觀念成為西方人的共識。現代更產生了多元主義政治思潮，它否定國家具有主權，將政府本身視為社會諸種職責不同的社會團體之一，與教會、工會、商會等社會團體處于同等地位。這種思想雖然沒有得到廣泛認同，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西方人政治心理的特征。

在多元的權力體系下，各種權力機構相互之間基本上是橫向的相互制約的關系，而不是相互統屬的縱向關系。每個機構都有自己的權力范圍和相對獨立的職能，同時又受其他機構的制約。沒有任何機構凌駕于其他機構之上。它們相互之間的權力關系保持著一種犬牙交錯、此消彼長的不穩定平衡。無疑，建立這種政治體制的心理基礎是對個人專制的反感，是一種民主共和精神。權力的分散是為了使最高權力掌握在人民手中，權力的平衡與制約滿足了人民的平等感。而維護這種脆弱的平衡需要特殊的政治智慧和藝術，也需要耐心、容忍和妥協。這都體現了西方人的政治心態。

中國古人從未設想過這種多元與橫向的權力關系和結構。他們的共同傾向是把權力關系完全變成縱向的關系，最終把所有權力都集中于一人，即君主手中，從而使權力關系和權力結構簡單化、單向化。由相互平等的人相互協作、協調，共同行使權力，這是他們無法設想的。

商周時代是“家天下”的政治結構，家國一體，王或天子以統治者家族的大家長或宗主的身份高居于萬人之上。在卜辭中，商王自稱“余一人”，在《尚書》中，多次出現“予一人”的自稱。（《尚書?湯誓?盤庚》。）它將王與其他人區分開來，強調了王脫離社會并高居社會共同體之上的至尊的地位，強調了其地位和權力的獨一性和排他性。王宣稱，“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尚書?盤庚中》。）王奉天承命，高居云端，繼承先帝，統治人民，而人民則處于被畜養被支配的地位。“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尚書?盤庚上》。）別人只有出力的份，只他一人說了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同上。）國家失政，也只是他一人之責。周的帝王號稱“天子”，他是天之子，“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尚書?召誥》。）同時又是民之父。“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尚書?洪范》。）他也是民之主。所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之類的原則，反映的就是王的這種地位和身份。

先秦諸子就是在這樣一個歷史傳統的基地上順著這一個方向思考政治體制問題的。他們把商周時代帝王獨尊的地位和一元化政治體制理想化，合理化，予以理論上的闡述。

先秦諸子把國家權力視為一個整體，他們沒有象希臘羅馬人那樣，對它進行細致的分割。這恐怕與他們的整體思維方式有關。實際上他們是以行政權組織的思維習慣看待整個國家的政治權力的。在他們的觀念中，在國家最高權力層面并存著兩個以上的權力實體不可能是正常現象。國家權力歸于一人，是天經地義的。“國不堪貳”，“君命無貳”。如果出現了“貳”或“多”的現象，必然是禍亂的根源，甚至這種現象本身就是禍亂。關于這一點，諸子幾乎異口同聲，即“亂莫大于無天子”。（《呂氏春秋?謹聽》。）但也不能有兩個天子，兩個天子就等于無天子。“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管子?霸言》。）慎到指出：“兩則爭，雜則相傷”，故“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慎子?德立》。）荀子說：“君者，國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荀子?致士》。）墨子設計了一個金字塔式的“尚同”政治結構，處于金字塔頂端的是一個“天子”。《呂氏春秋》是融匯百家學說的，在這個問題上也反映了各家的共同觀念，即天下必有天子，天子的權力是至高無上、獨一無二的。“王者執一，而為萬物正。……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摶之也。一則治，兩則亂”。“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呂氏春秋?不二?執一》。）西方人是著意提防不要將權力集中于一個人，孟德斯鳩說過，如果立法、行政和司法權合為一體，“則一切便都完了”。[20]中國人是著意不要把權力分割，也不能讓渡予人。“唯器與名，不可假人”。（《左傳》，成公二年。）如果權力被分割，便一切都完了。

希臘羅馬的城邦國家起源于家族的聯合，所以國家最初往往由貴族集體掌權，這些貴族是各家族的家長。甚至斯巴達的兩個王并存據說也起源于兩個部落的聯合，其中每個部落都保留了自己的王。羅馬二個執政官的起源，也可能與此有關。中國的國家起源于家族的征服，一個家族掌握了最高統治權，這個家族的父家長便成為獨一無二的統治者。這個歷史事實塑造了諸子的政治理想，也規定了他們的思維定勢。荀子把兩個天子并存視為一家中兩個父，（《荀子?致士》。）韓非則將其視為一個巢中的兩個雄性動物。（《韓非子?揚權》。）他們不可能共處，無法協調。“兩貴不相事，兩賤不相使”。所以君權必然是獨一的，絕對排他的。這可以說是父權制家長觀念在國家領域的反映。

根據諸子的觀念，二元或多元的政治體制在操作上是不可能的，國家或天下必須統一于一個君主，國家或任何社會權力體系都只能有一個頭。“權者，君之所獨制也”。（《商君書?修權》。）“權勢者，人主之所獨守也”。（《韓非子?主道》。）韓非告誡君主說：“毋弛而弓，一棲兩雄”。（《韓非子?揚權》。）儒家的孟子引證孔子的話說：“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孟子?萬章上）。）。在回答“天下惡乎定”時，他說“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荀子指出，“天子無妻（齊），告人無匹”。（《荀子?君子》。）在治國之道的探討上，先秦諸子的思想呈現出多元化傾向，甚至相互勢如水火。然而，在政治體制的設計上，他們卻以相同的價值觀念為基礎，以君主為統帥的一元化權力結構是他們共同的理想，這就是他們共同的政治心態。

一元化政治體制設計還包括其它一些內容。這里可以大致提出以下幾點：第一，君主的至尊地位。它強調君主至高無上，獨一無二，與臣民的“權懸”非常之大。第二，是中央與地方關系上的絕對集權。戰國時代就提出“百縣之治一形”。（《商君書?墾令》。）韓非更簡潔明白地宣布了中央集權的原則：“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要，四方來效。”（《韓非子?揚權》。）第三，是權力關系的單向化。在下者絕對服從在上者，沒有任何權利和權力逆向流動制約在上者。“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墨子?天志上》。）這都是人們比較熟悉的。在一元化政治體制基礎上還培養起一種“忠”君的道德，就象一個忠貞的女人不嫁二夫一般　　臣民的感情也只能指向和固著于一個君主，獻給一個君主，必要時還要象兵馬俑一樣充當君主的活的殉葬品。象中世紀西方人把感情和忠誠在政府與教會之間分配，形成雙重忠誠，在中國則是不可能的，也是不道德的。

先秦時代奠定了一元化政治體制設計的理論基礎，至秦始皇得以實現。漢承秦制，這套體制得到完善和鞏固。此后在整個古代社會，它成為幾近僵化的政治模式。盡管王朝頻頻更替，但這個模式不但從未被突破，反而不斷被強化，并內化為人們不可移易的思維定勢和價值取向，幾乎沒有人跳出這個框子去思考問題。盡管這個模式一再證明了它的失敗，但從末受到過懷疑和認真地反省或爭議。它的每一次失敗，都促使它進一步強化，古人順著這一個方向一直走下去，直到古代社會的盡頭。

“一天下”的政治情結

中國的歷史是從統一開始的，上古時代的三皇五帝在后人的心目中，都是華夏族或“天下”統一的共主或帝王。被人們不斷津津樂道的堯舜禹湯文武，形成上古時代一以貫之的道統。一個人類共同體，一個社會整體，一個中心，一個圣王的治理，這是上古的中國人就形成的觀念。無論這種觀念是否真實，它畢竟代表了中國人的一種統一的信念，一種對民族整體的認同。而西方的歷史卻是從分散和多元化開始的。西方歷史有三個發源地，即希臘城邦、意大利半島的城市和部落以及日爾曼國家，其中每一個發源地又都是多元的。希臘城邦源于多中心的荷馬時代，城邦由邁錫尼時代之后眾多分散的氏族部落居住地演變而來。羅馬城邦是意大利種族各異政治上各自為政的眾多城市和部落之一。中世紀日爾曼各王國是在互不統屬的各部落及其聯盟的基礎上建立的。所以西方政治史的開端無論在事實上或人們的觀念上都具有多元主義特征，除羅馬后來成為意大利的中心外，也沒有一個穩定的中心。

在整個西方的政治史上，統一的意識非常之弱。在希臘，人們看到成千的城邦各自為政，獨立并存達幾百年，這期間也有過統一的呼聲，但沒有形成希臘人的共識。即使在波斯大軍壓境，希臘城邦面臨生死存亡的威脅的時候，希臘人也只達到過部分的和有限度的聯合，沒有真正統一起來。羅馬人雖然實現過統一，但他們并未把統一本身作為理想，需要的時候，他們竟主動把龐大的國家切割為兩個或四個部分，各設一個統治者分頭治理。這在中國人是不可想像的。在中世紀，政治上是極其多元化的。帝國、王國、公國、相對獨立的城市、主教領地或修道院等，既相互包容交錯，又相互獨立，自成體系。中世紀西方人從羅馬帝國繼承了統一的觀念，然而卻沒有對現實中極其雜亂的政治版圖感到不安，更鮮有人認真地去實踐統一的理想。到中世紀末期，四分五裂的國家開始向統一的民族國家過渡，在英、法、西班牙等國實現了王國層面的統一，結果是確立了歐洲的分裂。并且這些統一體的規模和內部關系僅大體相當于中國戰國時代各諸侯國的水平。然而在中國，戰國時代的小規模的統一很快就過渡到秦朝的更大規模的統一，秦朝將全國設立36個郡，后增至40余郡，其中一個郡就相當于西歐的一個國。在這樣一個規模上的統一是中世紀西歐人不敢奢求的。即使在他們那種較小的規模上，意大利和德國的統一遲至19世紀才得以實現。

所以在西方的歷史上，雖然有過亞歷山大帝國、羅馬帝國和查理曼帝國的統一，但分立主義卻占著主導地位。它的政治發展模式從分開始，是“分—合—分”的路向，而中國雖然有過分裂，但統一卻是主旋律。它的發展模式是從合開始而又復歸于合，即“合—分—合”的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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