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安于分立而中國人執著于統一的心態在出現分裂的狀態下呈現出十分鮮明的對比。古代希臘城邦時期和中國春秋戰國時代都是在同一文化區域或同一民族范圍內，呈現出許多國家并立的局面。然而，希臘人把各城邦的獨立自治當作常態接受下來。他們把精力集中于城邦內部的事物，不過不是為了使城邦強盛起來以承擔統一的使命，而是使公民過上一種優良的生活。象斯巴達那樣以克敵致勝為目標，從而犧牲了公民優雅美善的生活的城邦制度為亞里士多德這樣的思想家所鄙視。城邦之間遠不是和平共處的關系，但城邦間的戰爭主要是為了爭奪霸權，而不是兼土地和人民。當一個城邦征服了某個城邦后，通常采用三種政策：第一，迫使對方與自己結盟，或扶植符合本邦意愿的黨派掌權，從而改變其政策或體制；第二，將本邦部分公民遷至該地，建立一個新的城邦；第三，把這個城邦徹底毀滅。成年男子殺掉，婦女和兒童賣為奴隸，有時還要用犁杖把土地翻一下，表示此地不得再建城邦。似乎毀滅一個城邦比奴役一個城邦更容易些，也更可取。在數百年間，城邦之間互相兼并的現象是十分少見的。與此相反，春秋戰國時代多國并立的現象從未被視為正常現象，而是反常的、暫時的現象。在人們的觀念中，天下本來是一統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現在周天子權威失墜，諸侯蜂起，紛紛擴張自己的領土和勢力。天下沒有了“共主”。于是先有“五霸”起而承擔號令諸侯之責，接著便是各國直接承擔起統一天下的使命。有一種不斷兼并擴張的驅動力，推動著各國象滾雪球一樣吞掉周邊小國弱國，最終走向各國的統一。
先秦諸子就是在這種對分裂的不安和走向統一的大潮中應運而起的。統一是歷史賦予他們的使命，也是他們當中大多數人的自我意識。正是在這種天下紛紛的政治形勢下，“一”的追求格外強烈。在先秦諸子的著作中，“一”的概念出現的頻率非常之高。雖然也有過象公孫龍那樣“離天下”的主張，那不過是一種與主流觀念極不協調的奇談怪論，沒有引起人們認真的對待。荀子曾說，所謂“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荀子?儒效》。）上古三代統一的歷史傳統塑造了他們的政治理想。在人們的觀念中，三代的圣王都是“天下”的共主。 帝堯以其仁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并“協和萬邦”。而舜的仁政和刑罰則使“天下咸服“。（《尚書?堯典》。）禹的威勢更是”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尚書?禹貢》。）夏商周三代更不必說，所統治的范圍都是”天下“，統治者稱”天子“。這個”天下“是中國古人視野所及，也是他們關注的焦點。
中國古人的“天下”觀把華夏文明所覆蓋的所有地區視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它統攝“萬邦”，只有周邊少量的“四夷”因鞭長莫及而被忽略。東周開始的諸侯異政，被視為“天下”大“亂”。先秦諸子提出各種救世方案，其眼前目的是“治國”，即各個諸侯國，最終目的是“平天下”、“一四海”。“平天下”就是重新整合肢解破碎的華夏族共同體，使“天下”最終“定于一”，也意味著使某位君主“得天下”。這是他們無可懷疑的目標。當秦漢的大一統實現后，這個“天下”就愈加成為不可分割的整體了。歷代帝王和政治家追求的目標就是“尺地一民，盡入版藉”。（《大元一統志?序。》）宋太祖立國之初，于風雪之夜拜訪重臣趙普，，趙普問其緣由，他答：“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邵伯溫，《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1.）天下沒有統一，竟會使帝王如此不安。宋太祖滅南唐的典故更具有象征意義。雖然南唐國主李煜一再貶損自己，對宋恭順稱臣，可宋仍發兵渡江攻伐。南唐使者對宋太祖說：“李煜何罪，而陛下伐之？且煜事陛下如子事父！”。而太祖反接過這個話茬回答說：“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結果使者無言以對。當使者再一次請求緩兵時，宋太祖卻不耐煩再講任何理由，“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東都事略》，卷23，《李煜傳》。）即便他人“安睡”也容不得，這就是“一”的心態。
大一統秩序下的長期生活在中國人深層心理上積淀為“天下”的情結，每個有作為的治家和政治思想家都在“天下”這張底板上構繪他們的政治理想的藍圖。
希臘羅馬人生活于地中海沿岸，這里是一個較為開放的地理環境，生長于這里的每一種文明都與周邊的其它文明相互了解和溝通。城邦時代的希臘羅馬人雖然也有很強的民族優越感，但他們清楚地知道，他們只是地中海周圍眾多民族之一，絕不敢把他們所居住和統治的地方稱為“天下”。他們對其它民族和國家的征服出于功利的動機，為了得到土地、奴隸、財富，或為了滿足征服欲、野心，為了得到榮譽，他們沒有感到有統一天下之歷史責任。實際上，直到近代西方的殖民活動仍繼承了這一傳統，西方人曾將全世界大部分置于其殖民統治之下，但當非殖民化過程完成之后，我們看到，那些老牌的殖民國家不僅沒有做出統一天下的努力，甚至也未曾為自己擴張領土。
西方人對內部統一的需求也出奇地弱。在古希臘人的觀念中，“希臘世界”的觀念相當于中國人的“天下”觀。不過在他們的心目中，希臘世界的統一僅僅是民族、文化和宗教上的統一，在希臘的歷史上也有過象泰勒斯那樣的人發出過微弱的聯合的呼聲，希望希臘人團結起來共同對外，也實現過一定程度的聯合或聯盟，但在政治上的完全統一卻從未使他們真正動心。他們對城邦獨立自治的信念與先秦諸子對“天下”統一的信念一樣，從未發生過疑問。邁錫尼王權垮臺形成的破碎的政治版圖，如同用各色碎布胡亂拼縫而成的褥墊一般，這也沒有使希臘人感到不安。小國寡民的城邦，是他們所能夠想象的唯一的國家形式。亞里士多德在對城邦的人口和土地面積進行了一番詳盡論證后得出結論，認為“一個城邦適當的人口限度”，“是足以達成自給生活所需要而又是觀察所能遍及的最大數額”。他的意思是說，城邦規模的最低限度是能實現自給，最高限度是邦內公民之間能互相熟悉，站在高處能將境內一覽無余。在另一場合他又進一步具體地指出，“城邦不能由十個人組成——可是要有十萬人就不再是城邦了”。
羅馬人與希臘人不同。羅馬城邦建立之初就走上了對外擴張的道路。不過他們不是追求某種統一天下的理想。開始是為了生存，不擴張就不能保證安全，后來則受到一種追求權力和財富的欲望所驅使。他們在擴張本身中即得到滿足。到帝國末期，統一的帝國開始解體，日爾曼蠻族部落潮水般涌入，把帝國撕成一個個碎片，最后連號稱“永恒之城”的羅馬也遭洗劫。這場劫難遠過于中國周天子權威失墜后的天下大亂，在當時羅馬人心中也造成了強烈震蕩和深刻創痛。
著名的基督教學者杰羅姆在一封信中寫道：“我是這樣的驚惶失措，由于發生在西方，尤其是發生在羅馬城的這場浩劫，正象一般人就此所說的那樣，我甚至連自己的姓名也忘記了；長期以來，我保持緘默，認識到這是一個哭泣的時代”。人們感到仿佛世界末日已經來臨。然而這種狀況并沒有激起羅馬人重新整合社會、統一國家的激情。在他們的冷漠中，羅馬國家被斷送了。
在中世紀，代表西方統一理想的是基督教會，但它卻無力在政治上實現西方的統一。在政治領域，西歐不僅有水平方向上各個國家的分裂，還有各國內部深刻的垂直方向上的分裂。到宗教改革后，教會自身也分裂了。宗教改革的政治意義在于各民族政治上的根深蒂固的分立主義最終掙開了教會統一的紐帶，從此以后，統一的天主教只剩下殘破的半壁江山。
西方人頑固的分立主義和中國人對統一的執著追求，是非常耐人尋味的對比。
就希臘人來說，他們的城邦觀念源于城邦屬公民集體所有的制度以及他們對自給自治理想的追求。城邦領土的擴張，便意味著公民集團的擴大、公民與國家間關系的疏遠以及公共生活的松懈甚至完全喪失。羅馬城邦共和國便毀于自身的擴張。在希臘，類似的例子也是有的。如斯巴達人就由于對被征服者的恐懼而失去了自身的自由。
在中國，由于家國一體和家國同構的政治結構，國家的土地和人民被視為君主的產業。“貴為天子者”，當“富有天下”。（《荀子?榮辱》。）這是君的觀念，也為臣所認同。由一家占有一國，由一國進而兼并“天下”，這是君主產業的擴大。這個過程是非常自然的，以致很少有人對它發生疑問。
先秦諸子（和后來的政治思想家）幾乎都是從君主的“家臣”地位出發來認識政治問題的，所以，把“天下”統一于某一位君主作為他們的最終目標。秦始皇兼并六國后驕傲地宣稱：“六合之內，皇帝之土，……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史記?秦始皇本紀》。）這正是先秦諸子的政治理想（老子是個例外）。所以“一”的心態正是家臣心態的一個側面。
無論希臘人還是中世紀的西歐人，它們并非對國家的統一和擴張不感興趣，而是有更重要的目標被置于這個目標之上。 在希臘，是公民們對自己獨立自治和公共生活的珍惜，在中世紀，是貴族們對自己傳統的權利和特權的維護。這些公民或貴族的集體構成國家的中堅，任何外來勢力企圖奴役這個國家，都會遇到這個集團拼死的反抗。希臘城邦的歷史上，常有城邦的公民在維護城邦獨立戰爭中失敗而集體遭屠殺的事情。中世紀英國的盎格魯—撒克遜貴族在反抗諾曼入侵中幾乎全部戰死沙場。公民（相當于政治貴族）和貴族由于其獨特地位和性格而產生的這種堅強的反抗精神無疑是大規模統一兼并的障礙，也是分立主義的重要基礎。而在中國，國只為統治者的家族所私有，“天下”分裂為若干獨立小國，是一些野心家的自私行為，這種國的滅亡也主要與他們有關。只有國君和那些感到因“食君之祿”而需報君之恩的“忠臣”們才會有維護國家獨立的主動性。普通人民對統治者家族間的爭奪表現得麻木、冷漠。加之他們已經被統治者為維護自己的統治而馴化成軟弱無力、一盤散沙的一群，把他們置于新主人的統治下并不會太困難。如果新主人比原來的主人開明寬厚，就會得到他們的歡迎。
西方的分立主義和中國的大一統理想各有所得，也各有所失。希臘人因多元主義而得到了自由和民主，但他們始終沒有克服城邦的分立，并在各城邦間的自相殘殺中走向衰敗，最終被外部力量所征服。中世紀的政治分裂給人民帶來無窮的災難。德國和意大利由于分裂而長期落后于其它國家。直到本世紀，歐洲的分裂還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然而它也帶來了各國間的競爭，并通過競爭推動了社會的進步。
各國在分立的條件下也發展了各自的個性，每個國家都創出自己獨立的道路。各國相互影響、補充，交錯前進，使西歐社會充滿生氣與活力。中國卻建立了統一而強大的國家，它保證了中華民族以其人數的優勢于兩千年中立于不敗之地。一個地廣人眾規模龐大的國家，是祖先留給我們的最豐厚的一份遺產。在現代社會里，它對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仍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條件。然而在這個大一統的社會里，專制主義傳統卻深深地扎下了它的根。希臘人為了自由民主的生活不得不滿足于分散弱小的國家，而中國人則為了維護一個廣土眾民之邦不得不吞下專制主義這付苦藥。
總之，分立而民主，或統一而專制；分立而滅亡，或統一而生存，在古代社會，這是“一”與“多”無可選擇難以兼得的歸宿。只是到了近代，由于聯邦制和代議制的發現，才使在一個規模較大的國家里實現自由民主的政治生活成為可能。當代信息社會創造的新的信息傳播手段和交通工具，普遍提高了人民的教育水平，也極大地縮短了人們在空間上的距離，從而使一個國家較大的規模不再是實現自由民主政治生活的障礙。
作者：叢日云 來源：《中西傳統政治文化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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