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二三十年里，由于全球史成為歷史學界的一大潮流，相當多的歐美歷史學家，提出了一個對中國史相當有挑戰(zhàn)性的說法:東方的大清帝國對邊疆的政策，和西方即英、法、西、葡、荷等帝國的對外政策是一樣的。
從全球史的觀點來看，大清王朝對西北的開疆拓土，以及對西南的改土歸流，不僅與同時期的英、法等殖民地事業(yè)沒什么兩樣，都是“近代早期”(Early Modern)特別是 18 世紀全球殖民主義浪潮的一部分。
所以，濮德培(Peter Perdue)說:“清朝的擴張，其實也是十七至十八世紀全球史的組成部分。在這一歷史時期，幾乎在世界各地，新興的統(tǒng)一帝國都通過對外軍事征服方式來擴大領土，而移民、傳教士和商人則緊隨其后。”而且，大清帝國與奧斯曼帝國很相似，它們都統(tǒng)治了很多的民族和廣大的疆域，只是兩個帝國結局不同，“它們都在 19 世紀末陷入崩潰境地，但奧斯曼帝國的疆域分裂成為幾個民族國家，而清帝國則被整合為單一的國民政權”。
他認為，大清帝國對西部的征服，如果作為一個全球史的事件來觀察，那么，那個時代的 Central Eurasia 還不是大清帝國以及后來中國的邊緣省份“新疆”，各種來自中國、俄國、印度和歐洲的宗教、貿易輻輳于此，在地緣上看，它更是俄國、準格爾、大清三個帝國之間; 同樣，脫開以中國立場界定“中心—邊疆”的觀念來看，西南苗彝也只是被大清帝國所殖民的地域和族群。美國學者何羅娜(Laura Hostetler)的《清代殖民事業(yè):前近代中國的人種志與圖像學》以及喬荷曼(John E． Herman)的《云霧之間:中國在貴州的殖民，1200 ～ 1700》，講的就是大清如何把西南苗彝族群逐漸變成編戶齊民，把西南地區(qū)正式納入大清版圖的這樣一個故事，他們的書名中，都 不 約 而 同 使 用 了 “殖 民 ”( Colonial 或 Colonization)這個詞。
清帝國對西北的平定是“征服”嗎? 對西南的改土歸流是“殖民”嗎? 再說得久遠一些，古代中國對于周邊異族也是“殖民”嗎?
中國學者會覺得，近代以來，中國一直受帝國主義欺負，差不多已經(jīng)成了半殖民地，結果你們還說我們是“殖民”? 但我以為，應當理解他們用“殖民事業(yè)”這個詞，是另有歷史觀念與學術背景的。如果我們不在價值意義上評論“殖民”的功過是非，而只是把“殖民”當作一個全球史過程，似乎這也無可非議。
通常，中國學者首先會沿襲古代中國“大一統(tǒng)”的歷史觀念和“中央—邊疆”的視角;其次也會受到晚清以來“五族共和之中國”與“中華民族是一個”這種國族意識的影響;再次，甚至還會殘留古代“華夷”與“文野”的歷史記憶和文明進化論。因此，總覺得這些“苗彝”本來就是中國之邊緣，“變其土俗，同于中國”本來就是“進于華夏”，仿佛是從野蠻變成文明。甚至還會認為，古代中國的漢族與非漢族，主要也是“平等基礎上的互助關系，這是民族關系發(fā)展的主流”。
但是，“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古代中國就深諳此理，開疆拓土的帝國何嘗如此溫柔敦厚? 被征討的“蠻夷戎狄”固然被殺戮得很慘，去討伐的軍人同樣死傷無數(shù)。中唐杜佑就在《通典·邊防》中痛心疾首地檢討盛唐的擴張。他說，僅僅是天寶年間，哥舒翰遠征吐蕃，兩萬人在青海島上，“不能救而全沒”；安祿山在天門嶺討伐奚與契丹，“十萬眾盡沒”;高仙芝遠征石國，在怛邏斯川“七萬眾盡沒”;而楊國忠去打閣羅鳳，“十余萬眾全沒”，前后“沒于異域數(shù)十萬人”。
就連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范文瀾，也不能同意這種政治化的說法。1980 年初，《歷史研究》發(fā)表了他寫于1962 年的遺稿。在這份沒有發(fā)表的遺稿中，他就說古代帝國統(tǒng)治下的民族與國家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完全依靠力量對比，大小強弱之間，根本不存在和平共處、平等聯(lián)合這一類的概念”。
這就像古文獻中所說的，“命將出師，恣行誅討”，“搜山蕩谷，窮兵罄武”。以清代貴州“改土歸流”為例，清王朝軍隊在鎮(zhèn)雄“連破四寨，斬首二千余，盡焚其壘”，在威遠、新平“冒瘴突入，擒斬千計”，在清水江和丹江“潛舟宵濟，扼其援竄，突搗其巢”。
這種所謂“文明化”過程，毫無疑問就像“殖民化”過程一樣，并不只是鶯歌燕舞，而是充滿了血與火。讓我們回到清王朝是否“殖民”的問題上來。應當注意的是，近年來由于全球史背景下的歷史新解釋，在國際學界非常流行，這種全球史研究推動了一個新潮流，這個新潮流包括有關中國邊陲的歷史學和人類學研究。
而這些有關中國邊陲的研究通常有兩類：一類是討論中國現(xiàn)在的邊疆地區(qū)是怎樣被整合進帝國的。用他們的話說，就是那些西南地區(qū)的苗彝是怎樣被“殖民”，清朝是怎樣“征服西南，進行殖民，實現(xiàn)主權控制”。換句話說就是，這些原本由“土司”自主管理的“蠻夷”區(qū)域，是怎樣漸漸成為帝國直接管理的“中國”的; 另一類是從人類學、民族志的角度，重新認識那些華夏邊緣的異族，他們是否從人種和文化意義上，就與內地漢族有所不同? 他們是否由于“他者”才逐漸產(chǎn)生“我者”意識，并逐漸形成自我認同的族群? 他們在那個時代是否并不認同“中國”或“滿蒙漢”帝國? 也就是說，他們試圖通過這種研究，來討論民族的“本質性”和“建構性”問題。
那么，清帝國“殖民”說有沒有道理呢? 我個人以為，一半有道理，一半沒有道理。為什么說一半有道理呢? 因為，這里確實有可以引起我們反思的死角。18 世紀前后，世界上各個帝國“你方唱罷我登場”，奧斯曼帝國和莫臥兒帝國雖然處在衰落之中，但俄羅斯帝國卻逐漸向東向南侵蝕，而大清帝國卻迅速崛起，并且向西擴張。過去曾經(jīng)橫行海上的葡萄牙、西班牙帝國雖然衰落，但歐洲的大英帝國卻在向東方擴張。正是這種擴張，逐漸引起了各個帝國的擠壓和碰撞。擠壓和碰撞的結果是：有的帝國萎縮，有的帝國衰落，有的帝國崛起，有的帝國膨脹。這當然是后話。但是，18 世紀中葉大清帝國恰恰在擴張的巔峰狀態(tài)中，乾隆一朝所謂“十大武功”，其實就是清帝國在“殖民主義擴張”中。
清代中國邊陲的一些區(qū)域，并不能說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歷史上中國四周的疆域不斷變動。過去，中國學者撰寫中國史，常常會提及西漢設酒泉等四郡，張騫通西域，李廣利一直遠征到貳師城(今吉爾吉斯斯坦)，也會提及張騫試圖經(jīng)云南通身毒，諸葛亮南征擒孟獲，當然更會提到大唐帝國在四裔的開疆拓土，似乎這些地方很早就已經(jīng)納入中國版圖。其實，古代中華帝國的疆域不斷移動與變化，正如我所說的，很多地方一直到唐宋時期還是化外之地，未必就是真的“中國”，更不必說收縮了的宋代和明代——清代直接繼承的是明代——西北西南的很多地方，都不在“禹域”之“內”。所謂“西域諸國”，在明代就連敦煌也已經(jīng)不歸中國管轄，“嘉峪關外即非吾土”;所謂“千洞百蠻”，云貴的苗彝，基本還是由土司管理，和內地府廳州縣這樣編戶齊民的政府管理是有區(qū)別的。清代把西域拓為“新疆”，在云貴“改土歸流”，帝國在邊緣族群的地區(qū)派駐軍隊，設置機構和官員，大量興辦學校，征收齊民的賦稅，使這些地方逐漸“從異域到舊疆”。 在全球史上來看，確實也可以稱之為“殖民事業(yè)”。
那么，為什么我說“殖民”這個說法還有一半沒道理呢? 這是因為當歷史研究者使用 colonization 這一概念的時候，我們常常會被來自西方的“殖民”概念引發(fā)某種誤解，覺得清王朝對于西北、西南的殖民，和英法西葡等西方國家對亞非拉的殖民，無論性質、目的與方式都一樣。之所以我不能無條件接受“殖民”這個概念，是因為我無法簡單地把這一“殖民”和那一“殖民”等量齊觀，把大清帝國和西方列強在亞洲、澳洲、非洲和美洲的征服當作同一個“殖民”。以“改土歸流”為例，應當注意到，明清兩代的措施，基本上是：
(1)設置官吏，把邊陲之地與內地一樣“郡縣化”;
(2)征收賦稅，使異域之民等同內地一樣作為“編戶齊民”;
(3)興學設考，讓殊方異俗逐漸改造同于內地文化。
因此，以歐洲近代英法西葡荷的殖民來跟中國明清改土歸流進行對比，要看到有三個不同。
第一，是跳出本土遠征海外，還是從中心向邊緣的逐漸擴大;
第二，是為了掠奪資源，還是納入帝國;
第三，是保持宗主國與殖民地的異質性，還是要逐漸用漢文化把蠻夷同質化。
所以，我很贊成西方學者能在全球史的新背景下，看到中西歷史確實有相似相近之處，但我也一直在提醒，西方學者也許應當注意到它們之間的差別。正如 Lee Byung Ho 在其博士論文 Forging the Imperial Nation 所說，中國從明清到近代的國家意識的轉變，并非從過去的“文化主義”轉變成后來的“國家主義”。他認為，中國和歐洲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模式，如果說歐洲模式是 Colonial National(殖民國家)，那么，中國則是 Patrimonial Imperial(世襲帝國)，從清王朝到現(xiàn)代中國的民族政策，其實仍然延續(xù)了后帝國時代(Post-Imperial)的一貫思路與做法。
本文節(jié)選自葛兆光教授發(fā)表于《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的論文《名實之間——有關“漢化”、“殖民”與“帝國”的爭論》，主要討論了對清朝開拓邊疆問題與西方學術界不同得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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