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拉戰車與歐亞游牧民族論
雅利安人種理論的全面瓦解并沒有阻礙印歐語言學的發展。事實上，在回應這個錯誤的人種學問題時，印歐語言學者也在探尋人類的過去，并且在無意中拓展了語言學研究的地理和社會范疇，通過研究歐亞大陸內部人群的生活和遷徙，語言學研究的內涵更加豐富。盡管納粹科學家極力鼓吹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上居住的歐洲人是印歐語言民族的榜樣，但是他們也無力否認古典時代日爾曼人曾經被羅馬人視為蠻族這一事實。地中海地區的希臘和羅馬人的頭發是黑色的，身材也比現代日爾曼人矮小。即使日爾曼人當時擁有雅利安人的白皙皮膚，他們也不過是地中海文明的后進者。甚至”印歐人”這個名稱也與日爾曼人沒有任何聯系，這個名詞在19世紀出現時主要是指梵語民族與希臘羅馬人。
盡管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對于印歐語言發源地的研究還是擴展了學術研究的地理范圍，從地中海和印度洋地區擴展到西歐和北歐地區，向東擴展到歐亞大草原。在希臘和羅馬古典歷史學家看來，凱爾特人和日耳曼人是蠻族，是那些說十分艱澀難懂語言的人，是未開化的”外人”。但是，對近代人種學家來說，他們屬于雅利安人種，因為他們使用的語言與希臘語和拉丁語擁有共同的祖先。現代種族主義學者確信他們必然擁有某種特質，這種特質幫助他們最終戰勝當時最先進的社會。考古學者和古代語言學者追溯印歐人/雅利安人的歷史至公元前2千紀，發現取代亞述人在中東地區建立霸權的米坦尼人，可能還有赫梯人，均為早期印歐語言民族。考古學家及歷史學家戈登·柴爾德對考古學家發現的物質文化遺存進行歸納整理，并用之闡述世界歷史。柴爾德堅持認為印歐人/雅利安人兼有野蠻和勇猛特性。他認為雅利安人，包括米坦尼人以及后來的赫梯人，都是騎馬民族或馬拉戰車民族，他們壟斷鐵質武器制造技術，因此他們的軍事和技術水平無人能及。他認為，雅利安人是鐵器時代的開創者。盡管柴爾德沒有像其他學者那樣將語言與某個特定種族聯系在一起，但他實際上贊同所有的印歐語言–吠陀梵語、波斯語、希臘語、拉丁語、凱爾特語以及各種斯拉夫語方言、意大利語、西班牙語、法語、葡萄牙語等一一均源自一種”母語”。
在探索最早的印歐民族的過程中，語言學者必然面臨沒有文獻資料的困境。戈登·柴爾德對于人類早期歷史的概述盡管并不全面、也不準確，但是卻開創了利用物質文化遺存重構歷史的先河。從19世紀中葉開始，眾多考古學者和歷史學者沿著這個思路將印歐語言民族描述為駕馭馬拉戰車的武士。他們揭示了野蠻的印歐人在與定居人口接觸后，由野蠻、無知的部落社會向半定居的農業和畜牧業社會轉變的歷程，例如駕馭馬拉戰車的邁錫尼人發展成為種植葡萄、在海上航行的希臘人。考古學家利用羅馬帝國北部邊境地區的考古資料描繪了日耳曼蠻族與羅馬帝國既相互敵視又互相依存的歷史。
同時，語言學家也在尋找印歐語系的共同祖先。重構這個語言祖先的歷史，要依據詞匯表所提供的零散信息。語言學家已經建立以發音和句法變化為基礎的各類模式，用來確定不同支系語言之間的聯系是否緊密。他們還研究每種語言詞匯表中能夠反映各個民族物質文化生活的詞匯。但是，將語言與某種物質文化進行對應研究無論在實踐中還是在理論上都面臨嚴重問題。一個最有力的例證就是將馬匹和馬拉戰車與印歐人聯系在一起的問題。語言學者注意到，所有已知的早期印歐語系民族盡管相距遙遠，但是他們使用的與馬匹、馬具、馬拉戰車有關的詞匯基本相同。因此，他們得出結論：印歐人是公元前2千紀”戰車革命”的締造者，他們從草原游牧民族手中接受這種強大的武器，用之征服城市社會。馬拉戰車問題因而成為歐亞大陸研究（考古學）和印歐語言研究（語言學）兩大領域的熱點。他們急于確定誰是馬拉戰車的制造者和使用者。這個問題應該從兩方面考慮：首先，其發明者是印歐語言民族還是其他語言民族？其二，他們是馴化和訓練馬匹的草原游牧民族還是制造發達靈活的輪軸車輛的定居民族？將馬拉戰車與印歐語言民族聯系在一起的努力最終走進死胡同。盡管早期印歐語言民族的首領和國王，比如公元前1600年左右進入希臘半島的邁錫尼人以及約公元前1500年進入南亞地區的吠陀人部落，都是馬拉戰車的擁有者，并且引進了與馬匹和戰車有關的詞匯，但是其他非印歐語言民族的統治者也是馬拉戰車的駕馭者。例如將馬拉戰車引進埃及的喜克索斯人，其民族構成十分復雜；中國商朝統治者（用戰車陪葬，堅信他們將在另一個世界駕駛戰車）顯然亦非印歐語系民族。
是游牧民族還是定居民族發明了馬拉戰車？這個問題十分復雜。一種比較合理的假設為草原游牧民族發明馬具，包括韁繩；定居社會的木匠和青銅器匠人制造出先進靈活的輪輻車輪和車廂。這說明馬拉戰車極有可能產生于草原與農業社會接壤的地區，這個地區應該出產樹木和青銅。1950年代在亞美尼亞塞凡湖地區的拉琛（Lchashen）發現的包括戰車在內的23件交通工具基本可以證實這個假設。塞凡湖位于高加索山區，山林茂密，各種交通工具的木質構件所需木材在這里均可找到；高加索山脈北麓草原地區生產馬匹；南麓為亞拉臘山（Ararat），是古代農業產區。該遺址發現的車輛年代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但是堅固的四輪車廂出現的時間可能稍早。總之，拉琛堪稱公元前2千紀交通設施的博物館，并且提供了最早的馬拉戰車的實物證據。
但是，近年來在高加索山脈東北部地區更加令人震驚的發現顛覆了拉琛的重要地位。1992年，一部名為《新塔式塔》（Sintashta）的俄文著作出版。該著作公布了在烏拉爾山脈以東北方草原上發現的一個早期手工業聚落的考古發現，該地距離古代農業城市化社會十分遙遠。俄羅斯考古學者發現的第一個遺址為一座圓形防御聚落，其中布滿青銅冶煉作坊。不久，眾多相似聚落相繼發現，其中包括一座位于阿爾凱姆（Arkaim）的保存完好的遺址。到目前為止，在新塔式塔一阿爾凱姆（Sintashta-Arkaim）遺址群，至少在9座墓地發現了16個車馬坑，年代在公元前1900一前1750年之間。在此后大約10年的時間里，這些重要的考古發現僅為通曉俄語的學者所知。近來，戴維·安東尼的力作《馬匹、車輪與語言–青銅時代來自歐亞草原的騎士如何構建現代世界》幫助英語閱讀者了解到更多信息。這個發現證據明確，證明了馬車的制作位于草原深處，因此，學者們必須放棄游牧民族無力自主制造手工產品的觀點，同時也必須修正游牧民族總是不斷流動的觀點。證據明確顯示，他們不僅是眾多先進產品的發明者，也是聚落的創造者和維護者，盡管由于流動生活的需要，聚落存在時間并不是很長。
那么，這些富有創造性的游牧民族是印歐語言民族嗎？戴維·安東尼給予了肯定的回答。作為考古學者，他捍衛印歐語言學的研究成果，承認語言與人種無關，而且考古學物質遺存也很難與特定的語言建立聯系。但是，他嘗試一種新的利用考古發現復原語言學，并確立聯系的方法。他認為，盡管我們無法將某種物質文化或者某種物質特征與語言直接聯系起來，但是長期存在的、互動的、明確的文化界限似乎可以證明兩種不同文化與兩種不同語言的并存關系。
另外，這種文化界限的變化可以證明兩個民族之間存在復雜的互動關系以及人口流動關系如通婚，因此，它至少可以證明一種語言向其它地區傳播的方向。安東尼利用這個方法收集了大量歐亞大陸的考古資料，包括從前不為英語讀者所知的俄語著述資料，之后他完成了該部研究印歐語言傳播的歷史著作。與多數歷史學者不同，他從草原游牧民族或牧民的角度–而不是城市居民的視角–探索歐亞草原與不同農業區域之間的相互關系。根據他的研究，我們可以清晰地認識到兩個鄰近區域相互依存、共同發展、瞬息萬變的歷史。此外，他還研究公元前5200一前5000年近東地區包括牛羊在內的各種動物的馴養過程及其向草原地區傳播的歷史；約公元前4200年草原民族開始騎馬的歷史；公元前4千紀草原游牧民族參與城市社會長途貿易活動的歷史以及他們在草原地區建立手工業城市、冶煉金屬、制作金屬馬具零件的歷史。安東尼讓我們確信印歐語言的故鄉在歐亞草原，游牧的印歐語言民族是馬拉戰車的發明者。另外，根據考古學者對于在新塔式塔一阿爾凱姆發現的器物的定年，無論他們是否屬于印歐語系民族，他們的技術最終也將向其它地方擴散，影響操印歐語言的游牧民族，并且與其他游牧社會和定居社會保持著長期的互動關系。
安東尼論述了馬匹及馬拉戰車從草原地區向中東地區各個青銅時代國家以及草原以南其他民族傳播的過程。他特別指出，近幾十年在巴克特里亞一馬基亞納地區（位于今阿富汗北部和伊朗東部）的考古發現證明，公元前2100年左右該地區已經出現農業生產區和農墾區。因此，當地居民可能向駕駛馬拉戰車路經此地從草原北部向西部和南部遷徙的游牧民族（極有可能是印歐語系民族）提供食宿。生活在這些建有防御工事的市鎮和綠洲的居民從北部草原進13馬匹，與西亞地區的城市社會建立貿易關系。該文明居民使用語言不詳。約公元前1800年左右，巴克特里亞一馬基亞納文化衰落，但是當地居民并沒有拋棄他們定居的農業一畜牧業生活方式。200年或300年后，吠陀人可能經過這個中間地帶到達南亞地區，他們帶來了馬匹和馬拉戰車。安東尼將《梨俱吠陀》中記載的喪葬儀式和頌詩與在新塔式塔及安德羅諾沃（Andronovo）游牧民族文化的喪葬儀式進行對比，試圖證明吠陀人來自草原。盡管這種對比十分新穎，但是鑒于目前吠陀遺址考古資料十分匱乏，此項研究取得進展仍需時日。
如果以馬拉戰車作為研究印歐語系游牧民族物質文化傳播的標準參照物，那么，在研究曾經分布在中亞地區的一種印歐語–吐火羅語言的分布狀況時，語言學家和考古學家都遭遇困難。這種語言在20世紀早期被發現并命名，當時在塔里木盆地綠洲發現眾多書寫在木條板上的手稿。吐火羅語是這部分手稿中的眾多未知語言之一，文獻內容多數為佛教典籍及商業文件，年代在公元6-8世紀。吐火羅語與當地發現的其他印歐語言–包括和田語和粟特語–相比有明顯差別，它與印歐語系東支語言–比如伊朗語和梵語–的聯系并不密切，反而更接近凱爾特語和日耳曼語。事實上，它甚至具有某些赫梯語的特征。早已有學者開始研究吐火羅人的遷徙路線，并將吐火羅人與來自中國西北部農業地帶邊境地區的月氏人聯系起來，他們向西遷徙至阿姆河沿岸，之后占領巴克特里亞地區，并最終建立貴霜帝國。之后，該地區更名為吐火羅斯坦。
也有學者更為關注多個游牧民族間的互動關系，包括匈奴人、月氏人、突厥人、蒙古人以及他們與包括中國、印度、波斯、地中海沿岸地區以及中亞和西亞地區在內的定居社會的關系。近年來的研究進一步證實大草原上生活在不同生態環境下的形形色色民族之間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敵對的關系。在所涉及的民族中，月氏人（或稱吐火羅人）、塞人和斯基泰人都是騎馬民族，也是印歐語系民族，同時大草原上的非印歐語系民族，比如匈奴人、噘噠人和蒙古人也是優秀的馴馬師、英勇的武士和精明的政治家。但是草原上印歐語系民族和非印歐語系民族并不都是精明的商人，因此往往依賴鄰近定居社會的居民甚至他們的對手為他們販來所需的物品。
近年來，在塔里木盆地邊緣地區出土了眾多屬于公元前2000一前1000年的干尸，其中部分干尸鼻梁高挺，眼窩深陷，具有”高加索人”特征。這些屬于公元前2千紀即青銅時代的干尸迅速引起語言學者和體質人類學者的注意。盡管由于塔克拉瑪干沙漠高燥氣候的影響，干尸的膚色已經無從辨別，但是仍然可以確定他們的面貌和膚色可能接近歐洲人的體質，或者說接近印歐語系西支民族的外貌。至于他們所使用的語言，研究這些干尸的語言學者首選吐火羅語，他們認為在公元前2千紀早期，這些人沿草原貿易商路遷徙至此。目前歐亞問題研究者已經嘗．試性地接受那種認為在塔里木盆地生活的吐火羅語居民屬于高加索人或”歐羅巴人”的觀點。
該地區近年最新發現的一座墓葬再次引起有關公元前2千紀居住在中國農業產區附近的吐火羅人是否屬于”歐羅巴人”的討論。該墓葬位于新疆樓蘭附近干涸的小河河邊，出土的尸體保存完好，膚色仍然白皙，褐色頭發清晰可辨，可以確定他們是”歐羅巴人”。尸體埋葬在船形棺內，頭戴毛皮帽，周圍陪葬的籃筐內裝滿小麥和粟。但是沒有發現馬匹和車輛的證據。研究印歐語系語言學和草原考古的學者一般認為，馬和馬車是大草原上印歐人的標志性特征。但是小河墓葬的物質文化遺存并不包括這個特征。小麥是西亞地區的主要作物，粟則來自中國。這些生活在草原與沙漠之間小河綠洲上的、長相類似”歐羅巴人”的居民更有可能是農民，而不是騎馬的游牧民族。這些墓葬的另外一個顯著特點是，”每個人身上或身旁都有麻黃枝條。有些死者直接被安放在小型麻黃包或麻黃袋中（里面還有小麥、粟或大麥），有的栓在包裹死者的裹尸布旁邊”。麻黃和大麻均在巴克特里亞一馬基亞納考古遺址中被發現，二者被認為是吠陀人迷醉儀式索瑪（soma）和波斯人經典《阿維斯陀》（Avesta）中記載的豪瑪（homa）儀式中使用的物質。如果麻黃能夠證明小河人是印歐人，那么他們使用的語言則極有可能是印歐語系東支印度一伊朗語族中的某種語言，而非吐火羅語。
總之，根據目前掌握的資料，得出吐火羅人于公元前2千紀經草原商路向東遷徙至塔里木盆地，他們的后代就是曾經在塔里木盆地生活、擅長馴養馬匹的月氏人，后來他們遷徙至巴克特里亞/吐火羅斯坦地區并建立貴霜帝國等一系列結論為時尚早。對史前時代和文明時代印歐語系民族遷徙歷史的研究證明，眾多印歐語系社會的人民曾經是城堡建造者，是農民，是騎馬的游牧民族。他們可能皮膚白皙，也可能皮膚黝黑。將種族與某種特定語言聯系在一起的做法顯然已經經不起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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