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利安人與婆羅門

盡管麥克斯·繆勒極力鼓吹包括英國人及其印度屬民在內的歐羅巴人種之間血緣關系相近，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和歐洲人種學者仍然拒絕接受他們與南亞地區操印歐語言的膚色棕黑的民族平等的觀念。同時，印度知識分子，主要是婆羅門，仍然熱衷于堅持繆勒的有關種姓制度的種族主義理論，因為他們掌握梵語文化，堅信他們與其殖民地宗主國同為雅利安人。雅利安人種理論一方面被民族主義者利用，成為譴責殖民統治的論據，另一方面也成為保衛印度教高級種姓特別是婆羅門特權的有力武器。20世紀初期，印度河流域城市文明被發現之后，考古學者摩提梅爾·惠勒進一步推崇入侵的吠陀人部落后來成為南亞地區高級種姓的理論。印度河流域文明在公元前2500年開始進入鼎盛時期，在公元前2千紀初期開始衰落。在印度河流域主要城市遺址摩亨佐·達羅最晚地層發現了”最后的屠殺”的證據。惠勒在其力作《印度河文明》中對其進行了詳細闡述：

非常簡單。在公元前2千紀某個時候–一般認為是中期，但證據并不充分–雅利安語言民族入侵七河流域、旁遮普及其附近地區。學界長期認為這次入侵行動反映在公元 前2千紀下半葉編纂完成的《梨俱吠陀》的史詩式記述中。《梨俱吠陀》記載的入侵行動全部表現為攻打原住民的城防工事……雅利安人的戰神因陀羅是攻破城池者（puramdara）。文獻中對于雅利安人入侵者摧毀印度河文明的描述似乎比較可信，因此被學界接受，并且寫入印度歷史教科書。文森特·史密斯（Vincent Smith）撰寫的《牛津印度史》寫到：

根據吠陀史詩，我們有可能勾勒出一幅連貫的雅利安人對于黑皮膚、無鼻子（即扁平鼻子）的當地反對者和依附者達修產生第一次印象的畫面。入侵者的榜樣是他們的戰神因陀羅；雅利安武士像他一樣強壯、蓄須、嗜吃、酗酒（一種被稱作索瑪的瓊漿玉液，成分不詳，與希臘人的蜜酒十分相似）。

在這幅”連貫的圖畫”中，雅利安吠陀人入侵者及他們的后代婆羅門和剎帝利與歐洲白人外貌相同，當地的印度人則鼻子扁平，相貌丑陋。體質人類學者沉迷于測量印度河城市文明遺址出土的人類骨骼，用來確定他們的種族身份。他們與其他地區的人種學者遭遇到同樣的致命問題。他們收集到的大量資料無法幫助他們確定印度河流域居民確切的種族屬性。根據人種學的分類，他們發現古代印度河流域居民屬于不同種族，包括”前澳大利亞人種”、”阿爾卑斯人種”和”蒙古人種”。某一具人體骨架可以被納人多種種族類型。人種學破產后，考古學者再次檢測古代印度河流域居民的體貌特征，努力尋找他們適應生態環境變化和城市農業生活的證據。他們發現古代印度河居民的體質特征與今人差異不大，并且可能屬于東地中海至西亞地區多個大規模的民族集團。

雅利安人種是印度河文明攻占者的觀點還有另外一個致命弱點，那就是惠勒開展考古發掘活動的時期，還沒有很好的測年手段，印度河城市遺址衰落與消亡時間被模糊地定在公元前1500年。后來的考古學者利用碳14方法測定遺址年代，將印度河流域城市完全消亡的年代修正為公元前1700年甚至更早。這個結論明確表明在印度河文明衰亡至吠陀人到來之間存在至少200年的空白期。并且吠陀人于公元前2千紀進入印度河流域的時間也僅僅是個假說。由于這200年考古學證據缺失，吠陀人到來的語言學證據也僅僅能夠推進至公元前1500年左右。因此可以斷定，崇拜因陀羅神的吠陀人到達印度河流域時，他們發現的是200多年前的古城市廢墟，早已無人居住，他們的行動也全無英勇可言。在南亞早期歷史研究中，考古學和人類學的科技手段徹底駁斥了麥克斯·繆勒從印歐語言學角度建立的、摩提梅爾·惠勒從考古學家角度繼承的種族主義歷史觀，亦即白皮膚的雅利安人種的婆羅門和剎帝利入侵南亞，擊敗當地黑皮膚、扁鼻子的土著而建立南亞的文明社會。

到目前為止，現代科技新方法和新手段仍然無法根據印度河城市廢墟遺存確定當地居民使用的語言。破譯印章，甚至泥板上發現的眾多字符的努力仍然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因此我們也無法斷定這種語言屬于哪個語系。印度從英國殖民統治下宣布獨立后，部分印度人（有些是學者）努力尋找雅利安語源自南亞地區的證據。眾多著述宣稱印度河流域字符是一種早期印歐語言，是所有印歐語言的母語。這類討論在某種程度上符合后殖民地時代印度人的民族主義觀念，但是到目前為止，他們仍然沒有提出值得重視的、可信的證據。

無論印度河流域或者說印度北部居民使用哪種語言或哪些語言，吠陀語言民族的到來在游牧民族與農業民族之間建立了聯系。對部分印歐歷史文獻進行的語言學及文獻學研究證明，二者之間的聯系錯綜復雜。吠陀人在南亞地區定居過程中，吸收了相當數量的當地農業詞匯。《梨俱吠陀》及各類史詩中記載的戰斗場面主要是吠陀人各個世系之問的戰斗，很少針對”扁平鼻子”的達薩（Dasas）或達修（Dasyus）。事實上，有證據表明，一些在吠陀人到來之前長期生活在印度地區的當地氏族加入到某個吠陀世系，參與吠陀世系之間的爭斗。

印歐語系語言學的研究進一步驗證了印歐語系各個世系之間的戰爭、分裂乃至遷徙的過程。用吠陀經典與阿維斯陀波斯文獻進行對比可以發現，印度一伊朗語系中的伊朗支系與印度支系部落曾經在眾多地區發生激烈爭斗，這是兩個支系語言民族在遷徙過程中發生的內斗。吠陀文化中的魔鬼阿修羅（Ashuras）就是瑣羅亞斯德教神祗阿胡拉（Ahuras）；印度教神祗德瓦（Devas）就是瑣羅亞斯德教阿胡拉神的敵人。吠陀語言部落民族并非最早到達南亞地區的印歐語言民族；古典梵語的源頭并不是吠陀語言，而是另外一個印度一伊朗語言民族，他們到達印度的時間甚至早于吠陀人。爭奪印度北部地區統治權的戰爭在多個印歐語系中爆發，并且記載在《梨俱吠陀》中。另外，吠陀經典中所謂扁平鼻子的達薩人和達修人也非印度土著居民，他們只是比吠陀人到達的時間更早。達薩人和達修人有可能是印歐語系民族的一支，也有可能是來自巴克特里亞一馬基亞納考古群的居民，那個地區是印歐人向南亞遷徙的中轉站。因此駕駛戰車的吠陀人在向南方遷徙過程中曾經在巴克特里亞一馬基亞納農業及非印歐人區域駐留，他們可能在那里接受部分詞匯，甚至接納部分居民即達薩人和達修人。最合理的推論是，印歐語系的一支從中亞進入南亞并帶來他們的物質文化包括馬車文化。他們在中亞曾與伊朗語的一支征戰并決裂，在進入印度平原后繼續分裂為不同世系。他們之間的戰爭與和平、分裂與重組，成為印度古代史詩的題材。

出走的印歐民族

在近現代學術史上，印歐語言學研究占據著重要地位。自18世紀誕生以來，它與其他近代學科并肩發展。其中，曾經開拓印歐語系語言學家視野的、以進化論為理論基石的生物學成為當代生命科學的主流；從印歐語言學衍生的人種學最終失去了科學的外衣及其在學術界的信譽。同時語言學家追蹤印歐語言發源地的研究促進了對生活在廣袤的歐亞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研究，他們與考古學家攜手證明游牧民族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印歐語言學的發展及其對印歐語系民族起源的研究表明，語言學研究與考古學研究相互參照是科學研究的一個新的前沿，當代歷史學家應當充分利用印歐語言學及考古學的優秀成果，深入探討人類歷史上的重大課題，比如生活在森林、草原、農業等不同生態區域內各群體之間的遷徙運動及其相互影響。與此同時，印歐語系語言學家需要與研究其它語系的語言學家合作，因為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以及歷朝歷代入侵、占領農業地區的民族并非只有印歐語系民族。其中源自亞洲北部操阿爾泰-通古斯語言的各民族在歷史上不斷向東南遷徙，最終把印歐語系民族推出中亞大地。

作者：劉欣如 來源：《歷史研究》 , 2011 (6) :15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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